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41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13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13首七绝，是yù“使儿曹歌以侑觞。盖yù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于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huáng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艰难”，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金陵之战既已得手，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艰难”与“大祸”，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更生”！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左列钟铭右谤书”，誉和毁同时并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间随处有乘除。”最后，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指衣归钓五湖chūn”，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长生诀”。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1）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yín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这样几个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彻底废弃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yíndàng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慢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欺凌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轻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刻薄的人衰败；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衰败。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这些弊病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qíng。
※详解
在另一处，曾国藩这样论述“居家四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yín者败， 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其意思与上文差不多，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妇女yín乱改成了妇女奢yín，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
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而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亦大多琢玉成器。儿子纪泽，是清末著名的外jiāo家，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jiāo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另一个儿子纪鸿，淡于功名，jīng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家风所及，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学有所成。曾国藩的家教，历来被世人重视，因为，即使时过境迁，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
在此，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人们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chūn，纪泽随母回荷叶，先后于huáng金堂、大夫第课读，业师为邓寅皆。这期间，曾国藩家信甚多，以督儿女发奋读书，所言甚细。纪泽年幼患过病，记xing不太好，但悟xing较qiáng，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纪泽由新宅huáng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cha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huáng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huáng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18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huáng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fèng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根据《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qíng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bī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bī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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