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的人才，不得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bàonüè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qiáng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qiáng成，名可qiáng立。”董子曰：“qiáng勉学问，则闻见博；qiáng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qiáng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译文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qiáng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qiáng迫威bī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qiáng迫威bī环境中立起来。”董子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qiáng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日益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曾氏体悟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qiáng，以得人为qiáng”，并说：“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咸丰十年（1860）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只要有忧思勤勉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我观察历史世事的变化，觉得除了求得人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资凭借。”
他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因为获得人才而qiáng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qiáng，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qíng都是人gān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复如此。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jīng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第18章 曾国藩大智慧17
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棋、郭嵩焘、邓辅纶、李鸿裔、钱应博、陈鼐、许振、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鳞、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翰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平时讽谏建议，来往没有规律或是招纳到书局，并没有具体委以公职的人，这有吴敏树、吴喜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复燮、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衡芳、徐寿、戴望等。
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这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cháo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yù其广，用之yù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xué，牦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jīng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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