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qíng。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qíng，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jīng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禅宗“拈花微笑”的神秘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xing成佛。”
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如yù参禅，顿悟之前肯定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而彻悟之后，从“不离文字”走向“不立文字”，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是最高的境界，把“可说”与“不可说”不露痕迹地消隐于无形之中，最终完全使“体知与认知”、“无语与有语”、“可说与不可说”，融会贯通，达到“以心传心”的绝佳禅韵。因此，达摩面壁、德山棒喝、天龙一指、打地示棒等等借助机锋、玄言等神秘主义的禅意形式，正是让人理解“道由心悟”的玄旨。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dòng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相通之处间微妙的相异。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jīng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至于禅宗，他们自称已完全悟透生死。他们认为，真实的存在只在刹间的心灵感觉这中，视物我皆虚。因此，庄子哲学中的“超越”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既然“本来无一物”，又从何谈起“超越”呢。禅宗不重也不轻生，一切顺其自然，禅宗也不象庄子那样以相对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观，而是以生活中的琐细实相来参论生死。禅宗一心追求的，只是心灵瞬间的顿悟。
另一方面，庄子哲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真人”、“神人”、“圣人”的倾慕与欣羡，体现了一种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心理。而在禅宗那里，却是“佛也无，祖也无”，连渡江传道的达磨禅师也是个“老臊胡”，一切皆虚，根本无神圣仙灵可言，更无此世彼世之分，一切皆存于“心悟”之中。这，也是庄禅二者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文 / 梅毅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说起唐伯虎，肯定会马上使人想起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风流倜傥，làng漫非凡，不是“三笑点秋香”，就是周星驰戏巩俐，典型一个正面“西门大官人”加上狂傲“柳三变”的合成体，其人玉树临风，白面朗目，风花雪月之中，花丛锦
绣陪衬，绝对联想不到“穷愁”、“厌世”、“潦倒”、“蹇涩”、“痛哭”、“渲泄”等诸多用于失意之人的词语，加之唐寅又好书画，工“chūn宫”，如此戏谑孟làng大家恰恰又赶上“资本主义萌芽”得如火如荼的明朝中晚期，让不少后世失意文人总觉能混上唐伯虎一样传说中的好生活也真是不枉一生白活了。特别是冯梦龙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更是把唐伯虎的传说定型，其后无聊文人及小说家们附会穿凿，所有“倜傥不羁”的风流事物都算在这位大才子脑袋上。
果真如此吗？
察看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只是在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中才能看到唐伯寅的名字，而在这篇《文苑二》中，50多人的文士乱传中唐寅排倒数第十六，只有短短二百一十三个字，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xing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yīn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làng。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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