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láng狗”很支持，吩咐说：“民yù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jīng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qíng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jian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qíng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jian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gān的活计都gān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才激身为怯萨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
7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jiāo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làng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jiāo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着“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láng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láng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she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she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bī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jiāo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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