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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_梅毅【完结】(26)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jiāo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dàng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gān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xing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铁穆耳(元成宗)像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听上去挺美的,八百个妃子比元帝还多,实际上是深山老林蛮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娱自乐,想必那些“媳妇”们个个手脚粗大,绝非貌美如花。

  刘深率大兵自云南出发,“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顺元即今天的贵州贵阳,元军数万,连“八百媳妇”黑牙都没见着一个,已经因疾疫和行军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时,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西南热带丛林,“死者亦数十万人”,一时间中外骚然。不仅如此,刘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节出马三千、银三千助军。蛇节惜钱,就与云南当地另外一个土司宋隆济联手,起兵反抗元朝。

  这几拔土蛮联合一起后,熟门熟路,攻克元军据点杨huáng寨,接着猛攻贵州,杀掉了元朝贵州知州,并把刘深所率元军包围于深山穷谷之间。幸亏元朝的宗王阔阔相救,刘深才没有被土人杀掉喂蚂蚁。

  大乱之前,元军在大德四年征缅甸的远征军回军途中,被金齿部(今镇西)土着遮杀,战死数千人。“金齿地连八百媳妇(国),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西南一片动dàng。

  志大才疏的刘深率数千残兵往后撤退,被宋隆济所率的土蛮军一路邀击,毒箭陷井一起上,“(元军)士卒伤殆尽。”消息传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痛陈对“八百媳妇”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妇(国)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去,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督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jiāo、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罪,乃下明诏诏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指西南夷土着)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苟谓业已如此,yù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而行。彼诸蛮皆乌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扞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易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

  书上,元廷不报。虽如此,元成宗深恨刘深无能败军,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能将刘国杰率军征讨宋隆济和蛇节等人。刘国杰百战良将,在先战失利的qíng况下,诱敌深入,大败土蛮军,蛇节被迫投降。元军恨这位女蛮酋首先生乱,立即剐杀。宋隆济本来逃免,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也被凌迟。至此,“西南夷”们总算消停下来。

  元朝损兵折将加上民夫数十万条xing命,也没gān掉几个“媳妇”,得不偿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诏杀掉带头生事的刘深。

  其实,元朝对云南、贵州等地区一直倾力经营。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云南行省设置大理、金齿等诸处宣慰司,特别是日后还开辟了从中庆(昆明)到车里(景洪)的驿道,目的在于加qiáng西双版纳地区的统治。忽必烈时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饶有成效,招降了不少当地土着,并允许世袭。土司职务也很齐全,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位,当然,元廷一般都会派“达鲁花赤”数员到任,监督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贡和jiāo赋。刘深多事,兴军惹祸,死人耗物,很让元朝受了一把伤。观前顾后,远远不如用“加官晋爵”给大印的手段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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