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huáng河水清。古人云：“huáng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huáng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qíng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qíng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bī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种qíng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jiāo”。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jiāo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jiāo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qíng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jiāo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jiāo朋友还是不该jiāo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jiāo朋友，只准他一个人jiāo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qíng，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jiāo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jiāo得起！
五、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jiāo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xing，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qíng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jiāo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xing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xing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qíng，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cao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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