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dàng秋千的。你自qiáng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jīng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jīng神贵族”，才有“贵族jīng神”。贵族jīng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rǔ，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jīng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jīng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jīng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jīng神贵族和贵族jīng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jīng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周朝的宗法传承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周王国是实体。它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同时也是“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他的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chūn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qiáng枝弱gān。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最搞笑的是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糙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周公他们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家臣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3]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哈！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甚至根本就是扯淡！
周公，你想得到吗？[4]
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xing爱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qíng人节，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gān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是真是假，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qiáng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一个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但要有资格。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也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这就叫“礼”，也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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