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gān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qíng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44]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46]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47]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cháo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48]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
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49]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dàng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50]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chūn夏之jiāo，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bī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1]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jiāo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ròu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làng。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2]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bī出来的。某个chūn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3]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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