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huáng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gān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69]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永丰库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
在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70]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qiáng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历史，常常会让人一声叹息。
也许，这就是熙宁变法时的北宋政局：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这些因素搅在一起，想不发生悲剧都不可能。变法之路，注定艰难、曲折而坎坷。
王安石该怎么办？
[67]见《宋史》之王安石传、李参传。
[68]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69]以上争论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所引各书。
[70]见《宋史·食货志上四》。
第二章
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就挨了一刀。
事qíng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五月，呼啸而来的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开封人吕诲。三个月前，王安石履新副宰相参知政事，正准备甩开膀子大gān一场，却被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狠狠告了一状，当然出人意料也引人注目，就连对王安石变法多有怀疑的司马光也大吃一惊。
司马光是在上班途中与吕诲不期而遇的。当时，他正要去皇家读书的资善堂讲学。尽管正史没有记载吕诲此刻是否穿戴了监察官员的法袍法冠，但司马光显然看出他今天将会有所作为，于是便问他求见皇帝要gān什么。
吕诲答：弹劾王安石。
司马光愕然：此人众望所归，为什么弹劾？
吕诲也愕然。他叫着司马光的字说：难道君实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虽然名气大，却固执己见，不通人qíng，喜欢听小人的chuī捧，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做个翰林学士还马马虎虎。如果成为宰辅，非弄得天下大乱不可。
司马光沉吟片刻：中丞说的这些也许是实，但是目前却并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不能等等再说？
吕诲答：今上即位不久，年富力qiáng，朝夕相处日夜谋划的只有两三个大臣。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可是心腹之患，紧急抢救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能等待？
司马光默然。[1]
据徐海荣主编《中国服饰大典》第27页。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因其善判断曲直，因此獬豸冠为执法官所戴。吕诲所戴法冠应为此类。
吕诲不再与司马光寒暄，大义凛然地走进宫中。他当然很清楚，王安石现在红得发紫，唱反调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吕诲也由于这次弹劾而被罢免，两年后又因病退休。他在病假条中说：臣原本没有大病，只因为不幸遇到庸医，乱下汤药，这才弄得不可收拾，真是教训惨痛啊！
谁都听得出，他是话里有话。
司马光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吕诲府中探望，吕诲却已经闭上了眼睛。然而听见司马光的哭声，这位忧国忧民的监察官员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双眼直视司马光说：天下事还有希望。君实呀君实，你要努力，你不能放弃！
说完，他颓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2]
可以说，吕诲是拼了命跟王安石作对。
吕诲的弹劾后来被许多人追认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露出他的峥嵘，吕诲却从一个细节看出此人的霸道和可怕。事qíng说来简单，有几位官员被贬职，其中包括担任翰林学士者。按照惯例，翰林学士的任免文件必须由宰相起糙，王安石作为副宰相却擅自拿起笔来。宰相富弼原本就对朝政心灰意冷，此番更是气得称病不朝。[3]
作为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事qíng。正如另一位官员所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人的升降和去留，而是此例一开，权臣窃弄权柄将成为可能，维系政局稳定的体面、传统和祖宗家法则会dàng然无存。
可惜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浑然不觉。或许，稳定在他们眼里也可以理解为沉闷。这种沉闷是令人窒息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能容忍，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也不能容忍。更何况两人正在改革的兴头上，都不觉得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皇帝甚至在朝堂上出示了吕诲的奏折，然后询问赵抃和王安石：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
两位副宰相都说：不知道。
于是皇帝宽慰王安石说：吕诲恐怕是受人指使，并不能理解爱卿做事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却还是提出辞职。
宋神宗当然不能同意，将那辞呈原封不动退回。王安石则一面谢主隆恩，一面称病求退。这样几个来回之后，皇帝终于在宫中见到了看起来萎靡不振的王安石。
皇帝说：吕诲太不懂事！仔细问他，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挑拨离间。爱卿放心，你我君臣心心相印，绝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动摇。
王安石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皇帝的说法，他只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宰相富弼和曾公亮恐怕顶不住流言蜚语，也未必愿意革故鼎新。这样下去，变法难，求治也难。
神宗愁容满面。[4]
那时的政坛无密可保，谈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来。事qíng很清楚，王安石不但没被扳倒，反而有可能更加得势。这就意味着大宋的朝廷从此不得安宁，风bào倒是指日可待。在即将到来的风bào中，百年帝国弄不好就会支离破碎。
吕诲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此人一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这也是王安石的主张，但更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所以，吕诲此前还弹劾过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王安石的问题显然比这两位更加严重，吕诲便决定重磅出击，高调弹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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