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说：朕已经看了。
司马光说：这就不是臣知而不言了。今天公卿大臣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吕惠卿。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为什么要让中书省和枢密院侵夺其权？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究竟想gān什么？只要条例不要道义吗？
吕惠卿不能回答。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而未能辞职，确是臣罪。惠卿责臣，并无不当，臣领罪就是。
宋神宗说：今天不过相互讨论罢了，何至于此！
其他官员也赶紧出来打圆场。
神宗又对司马光说：爱卿千万不要生气。
司马光说：臣不敢。[38]
王安石却不gān了。
不gān的原因，是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初一，韩琦在河北上书，状告王安石派遣提举官qiáng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命令借款，就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摊派，显然与扶危济困、抑制兼并的立法jīng神相悖，因此建议尽快召回各路提举官，改青苗法为原来的常平法。
神宗接到奏折感慨万分。他对宰辅们说：韩琦可真是忠臣啊！身在外地而心忧王室。朕原本以为此法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城市居民要什么青苗钱嘛！也要qiáng贷？
王安石却跳起来说：城市居民有什么借不得？只要他们自愿贷款，那钱贷给谁不是贷？
这就是qiáng词夺理了。因此这回两个宰相，同时也是两个福建人曾公亮和陈升之，也都站在韩琦一边。王安石见qíng况不妙，马上向皇帝jiāo请假条，称病不朝。
皇帝也马上就想到了司马光。
实际上，神宗早就想要重用此君了，只不过王安石坚决反对。王安石说：司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内怀收买人心之实，发表的都是害政言论，结jiāo的都是乱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岂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树了一面大红旗吗？
神宗只好作罢。
不过现在王安石既然病了，那就不必再听他的，司马光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没想到司马光却不gān。他说：只要能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行青苗法，即便什么职位都不给臣，臣也受赐良多，感到十分幸福了。
言外之意也很明显：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不gān！
神宗当然不能同意。他说：爱卿是枢密副使，按照法定职责应该谈军事，怎么说起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来？司马光却回答：没有接受新任命，就还是翰林学士，当然可以说。
君臣二人相持不下，王安石却上班了。
上班也不奇怪。因为接到病假条后，司马光便利用翰林学士起糙诏书的职权，借皇帝之口把他训了一通，而且话说得很难听：如今舆论沸腾，黎民骚动，你却居然要推卸责任以求自保。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就等于把王安石的为人和变法统统否定了。王安石固然不能接受，并立即上书抗辩；宋神宗也觉得不对劲，赶紧下手诏安慰，又特地派吕惠卿去宣谕。最后的结果是：在家躺了二十天的王安石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39]
现在轮到赵抃láng狈不堪。因为在王安石病假期间，神宗曾经下诏停止实行青苗法。曾公亮和陈升之准备奉诏，赵抃却主张让王安石自己来做这件事qíng。谁知道王安石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条例司驳斥韩琦的奏折。赵抃无法向天下人jiāo代，只好上书朝廷，公开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并在四月十九日辞去参知政事职务，出知杭州。[40]
接下来，九月十三日，宰相曾公亮辞职。[41]
陈升之更在赵抃之后就提jiāo辞呈，只是没被批准。[42]
司马光也只好出走，到外地去做地方官，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七。当然，神宗还是挽留过他。八月初八，司马光提出外放申请时，皇帝问：爱卿为什么不能留在京师呢？
司马光答：臣不敢。
皇帝沉吟良久：王安石是卿老友，何必自疑？
司马光苦笑：陛下想想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43]
那么，吕公著又是怎么回事？
[3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丙午日条。
[36]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huáng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之明日即丙午日条。
[3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huáng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庚申日条。
[38]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三经筵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huáng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日条及壬午日条，并注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诸书所说不一，本书亦有改写。
[39]以上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二月壬戌朔日至壬午日条。
[4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二月壬午日条及李焘《长编》卷二百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4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九月庚子日条。
[4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丁亥日条。
[4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日条。
化友为敌
与司马光相比，吕公著跟王安石的jiāoqíng确实更深。熙宁之前王安石便名扬天下，就因为有韩绛、韩维兄弟和吕公著的极力推崇。这种宣传是有分量的。毕竟，他们三人都出身名门望族，吕公著更是宰相吕夷简之子。投桃须报李。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王安石推荐的接替人选便是吕公著。[44]
但在熙宁三年四月，他却被王安石控告。
控告的过程有点乌龙，吕公著、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说法也不一致。核心案qíng大约是：条例司批驳韩琦，吕公著大为不满。他对皇帝说：朝廷怎么可以这样欺负藩镇？万一韩琦率晋阳之兵南下清除君侧之恶，请问陛下将如何对待？
这很严重，因为“清君侧”几乎等于谋反。韩琦当然不会这么说，也不会这么想。因此吕公著此言，便有诬陷韩琦之嫌。问题在于，吕公著也未必说了这话。如果没有，那么受到诬陷的，就不是韩琦，而是吕公著了。
问题是，吕公著说了没有？
当事人自己是否认的。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当时面见皇帝次数频繁，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韩琦。这段话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凭空捏造，又偷偷塞进某个文件中的，目的就是要栽赃陷害。相反，王安石的回忆录言之凿凿，吕公著不但说了这话，还说得泪流满面。司马光的记载则模棱两可，一面肯定赵抃亲眼看见吕公著从贡院走入殿中向皇帝进言，同时又称那些话是另一个人说的，被神宗张冠李戴云云。[45]
看来，真相大白是不大可能了。
不过可以肯定，处分吕公著的诏书中确有“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的字样。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吕公著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说起话来也措辞严厉。因此，可能存在的事实也许是：吕公著或者出于义愤，或者出于担忧，确实有过类似言论，却被王安石和吕惠卿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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