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邓绾不嫉贤妒能。[28]
但是到熙宁九年十月初五此人被罢免时，皇帝陛下的御批却是：邓绾居心险恶，天xingjian诈。论事荐人，都不讲政治规矩。哈，措辞如此严厉，可谓雷霆霹雳。[29]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邓绾的自作聪明。按照正史的说法，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靠巴结王安石上位，又在王安石罢相后投靠了吕惠卿。只是他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回来了。为了将功补过洗刷前嫌，便又成为王雱他们攻击吕惠卿的打手。
可惜邓绾的改换门庭，跟吕惠卿曾经暗地里陷害王安石一样查无实据，正史也只有“邓绾亦弥fèng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一句空话。但根据同一史料，邓绾在御史台设专案组对吕惠卿华亭买地一事立案侦查，是王雱指使的。[30]
因此，王雱去世，安石请辞，邓绾便如丧家之犬。利令智昏的他，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乃至出言不逊，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一座宅子。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只好上书弹劾邓绾，请皇帝严惩。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将他撵出了御史台。[31]
投机取巧飞huáng腾达的邓绾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教训却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以王安石之廉洁自律，为什么会看上邓绾？以邓绾之八面玲珑，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一直遭到诟病，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名列其中的有邓绾，更少不了吕惠卿。
但是如前所述，吕惠卿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他那个买地的事也在熙宁十年正月结案：华亭知县被判处脊杖刺字发配沙门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作为同案犯则只是被贬。据说，温卿是招了的，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不过邓绾倒台，吕家就给温卿送去名叫“绾出汤”的药，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细找，糙糙了事。[32]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而不再追究吕温卿，又岂能保证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绾和王安石刑讯bī供？也只好让那华亭知县去做替罪羊，以此证明帝国一贯正确。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显然，这不是冤案，也是疑案。
何况就算吕惠卿和邓绾都是小人，又能怎样？没错，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也许都是正人君子，但也都反对变法。那么请问，王安石是该选择为了做一个所谓好人而放弃改革，还是应该为了变法不拘一格地唯才是举呢？答案恐怕不言而喻吧？
麻烦还在于，无论邓绾或吕惠卿人品如何，王安石自己都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也能够以此为标准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呵呵，两个凡是。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错在哪里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到第四章再讨论。实际上，作为践行者，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还是虚qíng假意；是为国为民，还是自私自利。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吕惠卿就是。要知道，他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前途也十分渺茫，他其实无利可图。若非真心诚意，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其实有多种原因，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邓绾就没有，他只是做了蠢事。邓绾的愚蠢在于，他居然忘了，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不姓王，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而跟神宗较劲时，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都驱逐出朝时，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别忘了，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因此，如果朝中俊杰只有王安石一人硕果仅存，那么对不起，这颗果子就该摘掉，否则皇帝陛下还怎么称孤道寡、君临天下？
看来，邓绾和王安石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2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月辛酉日条。另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馆职名存》，馆职分三等，上等叫修撰，中等叫校理，下等叫校勘和检讨。
[27]以上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丁卯日条及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四月戊申日条。曾布同判司农寺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日条，吕惠卿判司农寺见《宋史·吕惠卿传》，时间当在熙宁二年九月。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癸丑日条，《宋史·邓绾传》。
[2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
[3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与壬辰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正月戊寅日条。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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