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五十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五月庚戌日条。
司马光复辟
司马光进京那天，万人空巷。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下旬。二十多天前，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已经在洛阳住了十五年的司马光接受程颢的建议前来送别大行皇帝，刚刚走到殿门就被卫士认出。他们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啊！百姓们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儿一条活路吧！[46]
司马光惶恐不安，也心cháo澎湃。
很难说正史的这段记载有没有夸大其词，但高层和底层都有人对变法不满则恐怕是事实。尽管导致不满的原因各不相同，比如权贵集团因为改革本身被动了奶酪，普通民众则因为执行有误加重了负担，但不满却一模一样。
不满是一种qíng绪，而qíng绪是不讲道理的。
这很麻烦。
更麻烦的是，现在行使皇权的人恨透了新法。此人就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实足年龄不到八岁半，只能由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47]
实际上这位太皇太后非比寻常。她是将门之后，曾祖父在太宗时便以武功起家。母亲则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因此从小就在宫中生活，与英宗皇帝青梅竹马，神宗赵顼和岐王赵颢都是她的亲儿子。她的地位，谁能挑战？
何况老太太的道德品质也无可挑剔。她从不为自己牟取私利，就连高家盖房子搞装修都是她掏私房钱。有一次神宗的奶妈来走后门，太后说：你来gān什么？又想重蹈外戚gān政的覆辙，替人说qíng要官吗？下次让我看见，立马杀了你！
于是大家都说：女中尧舜啊！[48]
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司马光也是公认的君子。女中尧舜加臣中皋陶，首先就占领了道德高地。最高权力被道德理想和民意基础武装起来，那可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高太后和她姨妈兼婆婆曹太后共同反对的新法，则必死无疑。
事实也是如此。垂帘听政两个月后，太皇太后就调整了中央政府的班子。一位后面将要讲到的变法派人物改任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他担任门下侍郎。这时，由于神宗的元丰改制，宰相不再叫平章事，改成左仆she兼门下侍郎，为第一宰相；右仆she兼中书侍郎，为第二宰相。副宰相也不再叫参知政事，改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四人。所以，司马光此刻的职务是第一副宰相。[49]
司马光也当仁不让。一个月前，他的主张还只是对新法进行甄别：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现在却全面否定变法，指控青苗、免役、市易和其他新法都是“生事之臣”的肆意妄为，不符合先帝本意。至于废除新法是否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这位历史学家也有解释：太皇太后做主，明明是母改子，怎么是子改父？
此言一出，高太后如释重负，复辟派也一片叫好。至于那八岁半的小皇帝，当然也没有意见。他发表意见，并把那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到九年以后。[50]
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纵33.8厘米，横130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诏旨和奏状的给事中，吕公著更担任了副宰相尚书左丞。至于宰相蔡确和韩缜，则既不团结，又都被弹劾，下台只是迟早的事。[51]
形势大好，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然而做起来却其难无比。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可能达成共识，就连苏轼和范纯仁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役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qiáng支病体致函中央政府，声称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已将贱体托付医生，将家事托付愚子。国事未有所托，现在就拜托仁兄了。
他还说：恶法不除，我死不瞑目。[52]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53]
看来，他也死不瞑目。
免役法的成败得失，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苏轼的故事也将在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对司马光的决定也不赞成。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政策要有延续xing，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轼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54]
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改差役，不妨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要改也最好先试点，循序渐进。何况宰相应该抓大放小集思广益，最忌谋自己出。什么事qíng都自己拿主意，下面的人就会揣摩上意谄媚逢迎，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纯仁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55]
也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了。实际上，从担任副宰相门下侍郎算起，司马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时间，加上闰月也只有十六个月，任宰相后七个月就病故。拜相那天，司马光躺在chuáng上不能动，太皇太后派人将诏书和印玺送到府上，又颁下恩旨特许他不必朝觐。司马光却不敢当。他说：不面君岂能视事？终于在病qíng好转之后奏对于帘前，然后上班。
唉，他这是奋不顾身啊！
显然，如果说王安石是宁可得罪所有亲朋好友，也要将变法进行到底，那么，司马光就是拼了命来唱反调，累得吐血也要把那些新法都推翻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驱动，完全是为国为民，因此义无反顾。在高举道德旗帜的国度里，遇到这样的人，鬼神都要让他三分，谁胜谁负就只看权力在谁那里。现在，当然是司马光占上风。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是在元祐元年八月十二日。六天之前，青苗法被废除。对此，司马光原本犹豫，甚至认为该政策的立法jīng神并不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范纯仁这时已经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便奏请朝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
苏轼却认为，青苗法不是执行有问题，而是立法本身有问题。他说，老百姓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出，因此勤俭持家，虽贫亦足。现在额外多出一笔钱来，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朝廷却不管这些，只管收利息，这不是坑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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