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为当真想读书者计，窃以为还是自己去买为好。因为你大有选择余地，而无心理负担。起码也是省事得多逛书店时，随便翻翻，碰到一本中意可心的，也甭管那作者是张三是李四，立马掏钱买下，回去就读，岂不快哉？至少，也是“先睹为快吧！
向作者索书，就麻烦多了。第一，你得先找到他。如果天各一方，那就“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不知何时才能谋得一面。即便同在一地，也要碰得到。
如果十天半个月碰不上，岂不耽误事儿？当然也可以打电话。但打电话显然不如面谈。依照中国人的“面子逻辑”，当面说和打电话，分量是不一样的。打电话，看不见对方的表qíng。他在电话那头嘴上唯唯，说不定放上电话就做鬼脸，哪里靠得住？就算你面子大，也不见得马上就能拿到书。因为还得他能碰到你。即便有见面的机会，他也不一定记得住。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则还要到邮局去寄。这很麻烦，也不是马上就会办的事。一忙，没准就忘了、你左等右等书不来，是催呢，还是不催呢？催，不好意思；不催，就得傻等下去，而且很可能永无期日。等到你发现再也等不来了，说不定书店里也没得卖了，那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反过来，自己买，就好处多多。
首先是不欠人qíng。天下没有白吃的饭。书也一样，没有白送的。如果同是文人，少不得也要回赠一本，此之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倘无著作司以回赠，就必须想别的办法，比如请吃饭或者送礼品、我就遇到过这种qíng况：为了得到我的赠书，竟有带厚礼前来拜访的。想想真是何必！直接到书店去买，岂不便当得多？
现在倒好，又要预约，又要登门，又要请客，又要送礼，花钱多不说，还挺费心思，因为还得琢磨送什么礼好。结果，也往往未必能如人意，多半是便宜了卖礼品的。如果是为了激活流通领域，拉动国内需求，倒也好说。可惜这又并非初衷。
说起来，许多人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作者的签名。其实，买了书来签，岂不更好？不但不会欠下人qíng，还能落下人qíng。你买人家的书，是对人家的尊重，也是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因为你用你的劳动所得肯定了他的劳动。而你如果不是真心喜欢他的著作，那就决不会心甘qíng愿地掏自己的血汗钱。这就说明你不但尊重他，而且肯定他。这是多重的qíng分。再说了，你到书店去买书，就等于告诉书店这本书很好，这就等于帮作者做了宣传。买的人越多，书店进货添货的积极xing就越高，他的书也就越好卖。这又等于帮作者促销。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著作在市场上能有一个好的表现。所以，作家们都希望读者到书店去买他的书，而不是由他买了来送人。
事实上，没有一个作家不喜欢别人买他的书。但凡有人对我说他买了我的书，我都一律拱手道谢。如果要我签名，我立马就掏笔，比答应赠书慡快得多。如果谈得投机，说不定还会请他吃饭。其结果，自然是双方都很愉快。自己买书，是不是很好？
做，还是不做
2000年第二期《东方文化》上，有尤小立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到所谓“说得多，做得少”，恰恰正是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基本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应当应分的。从理论上讲，这也没什么大错。如果把人类的工作简单地分成“说”
和“做”两种，那么，士农工商之中，当然农工商主要是做，而士（知识分了）则主要是说。
如此，则知识分子的说，爱说，以及说得多做得少，也就未可厚非了。
问题是，人类的工作，是不是只有说和做两种呢？好像不是。比方说，还有“想”。而“想”（思考），才真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qíng。诚如尤小立先生所言，知识分子的任务或曰使命，是“关注社会整体价值”。所谓“关注”，当然不是“看热闹”，而是“想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以思想取胜”。可惜的是，号称“知识分子”的有些人，包括各大专院校研究机关的专家学者教授流，实在是“说得多，想得少”，甚至根本就不去“想”。结果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话，自己的话没两句。自己不想，却喋喋不休地在那里只管说，这种勾当究竟有多少意义，我私下里很是有些怀疑。因此我以为，在肯定知识分子可以“说得多，做得少”的同时，也还要问一问：他们都说些什么？是不是自己要说的话？如果不过人云亦云，就得认定他并没有尽职尽责，枉担了“知识分子”的名分。或者如王朔所言，只能管他叫“知道分子”。
就算所说皆所思吧，是不是就可以“说多做少”甚至“只说不做”，也还值得商量。当然，尤先生没说可以“只说不做”，他主张的是“说多做少”。但我们要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层层加码的。比如皇上规定的税银指标是人丁一两，到了县太爷那里，就会多出五钱来。同样，“说多做少”的准则到了具体的人那里，也没准就变成了“只说不做”。事实上也如此。别的不说，就说中国的理论家吧，有几个人自已也写写诗，写写散文，写写小说，写写剧本，或者多少创作一点其他门类的艺术品呢？只怕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文艺理论家如此，其他什么家大约也如此。你要是批评他，他就会说，我们知识分子的工作，主要就是“想”和“说”，我也只不过做得少一点而已。实际上他所谓“少，一点”，其实就是“少到一点都没有”的意思。然而有些事qíng是“一点”都不能少的。比如“民主”二字要是少了“点”，岂不就成了“民王”？所以，要肯定“说多做少”，就得先肯定“只说不做”：。那么，只想只说，只写，一点也不做，究竟行不行？这就要看qíng况，要看你说什么，说了gān什么，说了给谁听。我认为有些人是可以“只说不做”的。比如研究歌德巴赫猜想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就是。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自说自话，没什么人听。因此是“只说不做”还是“又说又做”，都无所谓。况且要求他们“又说又做”也不现实。比如研究古文字的，你要他怎么做？也发明一个“古文字”不成？然而那些希望自己所说的有人听，听了以后还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恐怕就不能一点都不做了。一点都不做，你说的话就没人信。岂止不信，多半也不服、道理也很简单：你自己又没有做过，你怎么知道事qíng是这样的，或者就该这样了想当然吧？要不就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至少也是隔靴搔痒。比如一个文艺理论家，从来就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一首诗的，却大谈其“文艺创作心理学”，这样的理论学问，坦率地说我就不信，也没哪个作家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自己一点得失体会都没有，也知道咱的心理？生活中知识分子不招人待见的原因也往往在此。自己啥也gān不了，偏偏喜欢指手画脚议论别人，而那些“高见”又常常不得要领，讨不讨人嫌呢？哭笑不得之余，真恨不得说一句“你他妈的来做做看”！遇到这种qíng况，也只好这样解释：知识分子嘛，“本职工作”就是说。他不说，又能gān什么？他说得不对，你不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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