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的原因倒不是要纠缠是非，或争个输赢，而是因为实在有话要说、可说，也值得说。焦先生问：“关于武侠小说，易中天的看法是就是个好玩，休闲，像大学教授们那样深究其他，纯粹扯淡。可是中天先生对《中国制造》和《水浒传》
的人物qíng节jīng心琢磨，专题研究，连篇累牍，却是为何？凭什么《中国制造》和《水浒传》就可以如此当真，而谁当真了武侠小说好像就是缺心眼儿？这个我不明白。”我以为，这其实牵涉到个不可不讨论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读小说，我们怎样做批评。
我历来认为，读小说和做批评是两回事。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小说就是可以躺在chuáng上看着玩的东西。一本书，如果非得正襟危坐地“刻苦攻读”，头悬梁锥刺股的，那就决不是小说。小说首先是一种“闲书”，是供人打发时日，消遣光yīn，看着玩的。人生难免无聊，也难得无聊。无聊才读书。但无聊之时，又只能读“闲书”。小说即其中一种。除以此为攻作（比如做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者外，一般人读小说，总多半在下班之后，正业之余，闲暇之日，旅途之中。
这时，当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躺在chuáng上或沙发上，便是最佳方式之一。书的选择，也多半是哪本好看挑哪本，哪本好玩读哪本，很少有人会哪本有用看哪本的。
所以，不光是武侠小说，所有的小说，也都“就是个好玩，休闲”，只不过武侠小说特别明显而已。你想，读武侠小说有什么用呢？当真读完以后去行侠仗义或参加革命不成？那是严家炎他们扯的淡，没人当真。有点文学史常识就知道，小说原本起源于讲唱文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就是讲唱文学。那么，哥们爷们到茶馆里去听说书，是为了什么呢？莫非是去听党课，或者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不是。他们就是去休闲的。这道理谁都明白，焦先生想必也不例外。
事实上文学三大样式（小说、散文、诗）当中，小说也是最具有休闲xing的。
读诗读散文，虽然也要有闲，或可以休闲，但当真要解闷，还得读小说。不信你到火车上去看，有几个人捧着一本诗集坐在那里读的？没几个吧？古人倒是曾经以读诗读散文为休闲，但那或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小说，或者是因为需要有另一种休闲方式，就像现在人们既看电影电视，又唱卡拉OK一样（事实上唐诗宋词
就是由青楼女子在当时的“歌舞厅”、“夜总会”里唱的）。饶这么着，也还要读传奇，读志怪，因为小说最好玩。我们实在应该理直气壮地宣布：小说，就是这么个东西，也就该这么读。
然而小说又最具有现实xing。小说，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写的是武侠还是神魔，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要看小说，就像他们要看戏一样，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好奇心，想看看自己的“邻居”是怎么过日子的。小说家做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即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感受和看法，编成故事讲给大家听。这和小说的休闲功能并不矛盾。人们在拉家常说闲话时，不也张家长李家短的么？说白了，小说就是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来休闲。但这样一来，小说在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便又不止于休闲了。因为尽管人们读小说的初衷，原本不过是放松放松，消遣消遣，但当真读进去以后，就没准会读出别的东西来。比方说，吸取生活的教训啦，引发人生的感慨啦，或者“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之类，这也不奇怪。因为小说要真能休闲，就必须好看。也就是说，要“引人人胜”。什么东西最能引人人胜呢？说到底，还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中最能见出人xing内在矛盾冲突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小说家就是拿这些东西来说事的。优秀的小说就像面镜子，既能反映生活，又能dòng见灵魂。而且，由于它是小说而不是论文，还必须是感xing具体、生动、鲜活的。这就无形中树立了榜样或提供了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唯其如此，小说才成了“生活的教科书”。所以，读小说读出别的东西来，纯属正常。这同样是小说的一种读法，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毛泽东《从红楼梦》里看出了阶级斗争，你能说不对？至于他老人家读《水浒传》，得出“好就好在投降”的结论，在我看来就不仅是“对”，而且是高明透彻jīng辟之极（这个问题我将专书另论）总之，一部作品一面世，就不仅仅属于作者，也属读者了。读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读法去阅读，读出什么是什么。如果他是个批评家，他还可以根据自己读出的东西去发表评论‘萨孟武先生谈《水浒传》和《红楼梦》就是这样做的，我淡《中国制造》和《水浒传》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像大学教授们那样深究其他”，怎么就“纯粹扯淡”呢？
关键就在于“深究其他”的那个“其他”，究竟是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大学教授们”（也包括其他人）从武侠小说（或其他小说）中读出别的东西来。但你必须承认那毕竟是“别的东西”，当你读出那“别的东西”并据此发表议论时，我就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读者”了。事实上，当毛泽东从《红楼梦》里看出了阶级斗争时，他不是文学家，而是政治家；当萨孟武先生从《水浒传》里看出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时，他也不是文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或并不只是把《红楼梦》和《水浒传》当小说看，谈的也不是文学问题。他们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用《红楼梦》和《水浒传》
提供的材料进行政治思考和学术研究。至于在下，虽不敢和伟人、前辈相提并论，但态度和方法却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当我写《人在官场》和《替宋江拿个主意》
时，也没有把（中国制造》和《水浒传》只当小说看。我在《人在官场》一文的开头说得很清楚，我是要把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当做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讨论一些现实的话题”。换言之，我们都把这些小说派了别的用场”。
一件东西可以两用，甚至多用，也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能据此便认为一个事物有许多本质。任何一个事物的功能，都有“本来意义的”和“非本来意义的”。
这就要看发明的初衷，以及通常的用法。比如斧头，原本是用来劈柴和做木工的。
有人硬要拿来杀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你能据此就说斧头不是劳动工具而是杀人凶器，应该像管制枪支一样管起来么？同样，武侠小说原本不过“就是个好玩，休闲”。你也不能因为有人读了以后去投奔革命，就说它有“培养革命者”的功能。不清不楚到了这个份上，不是扯淡是什么？
现在我们清楚了。一件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具有文学的功能和非文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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