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gān，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
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qíng，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燕）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qiáng，骨气与胆量。他真敢！
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不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cháo流而动”？以糙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qíng，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chuáng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嗅”，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是陈寅恪不喜jiāo往不近人qíng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jiāo往的。他jiāo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qíng，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此家事。陈寅恪并不是xing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赠骨，最重jiāoqíng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jiāo。
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gān部有jiāo往甚至有jiāoqíng，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库、冯乃超。也许，陈寅恪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透露出一点消息。唐筼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
”也就是说，
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孺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陈毅得到的qíng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qíng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喧多于jiāo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人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十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jian大恶在当时还尚未bào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q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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