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问题的根本是，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对自己负责过。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责任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却把“天下兴亡”的责任都负起来了，还能说没有责任心？这责任心可真是太大了。然而唯其责任太大，与其能力又相差太远，反倒靠不住。这就好比一个三岁孩童夸下海口，说只要他守在门前，保证家里进不来一个贼，你说这话是负责还是不负责？
我们并不反对匹夫匹妇们为国家民族分忧。但分忧不等于负责。要负，也只能负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比如把自己的“责任田”种好等等。“天下兴亡”
这么大个责任，匹夫匹妇们是负不起的。事实上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它把责任主体搞颠倒了。该负责的没什么事，不该负责的却责任重大。结果，必然是谁都不负责任，也谁都负不了责。
也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完全没有道理或根本就做不到。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做。然而那前提，却首先得让这国家属于“匹夫”。如果国家并不是“匹夫”们自己的，又凭什么要他们负责？“匹夫”们要成为国家的主人，就首先得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事都不能当家作主，又怎么能指望他对国家大事当家作主？这就好比一个人连自己都吃不饱肚子，却许诺保证人人都有饭吃，同样是不负责任。
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这好像很容易（而几也应该），其实很难。咱们没这个传统，也没这个习惯。没错，中国是有“一人做事一人当”
的说法，也有人当真这么做。但“担当”并不等于“负责”。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实际上只不过把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都承担起来，任杀任剐，无怨无悔。
这当然很英雄，很够意思，很男子汉，却并非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他承担的，只是“后果”而非“责任”。他们的说法也往往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要杀要剐快快动手，少废话”，也就是没什么责任可追究。就算是负责吧，也不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他人、对群体、对事业负责。因此在宣布“一人做事一人当”时，英雄好汉们往往是连别人（家人、朋友）的责任也都要包揽下来的。
自己对自己负责，却全然不同。它不但要承担“后果”，更要承担“前因”。
不是事后的“自认倒霉”，而是承认这“后果”恰是自己自由意志（前因）的结果，甚至就是那自由意志所期望的。究其所以，则因为我的（也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中，原本天生就隐含着犯罪的倾向，此刻不过“兑现”了而已。由于这自由意志是“我”的，因此只能由“我”来负责，不能推诿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就算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上当受骗，但上当受骗的终归还是“我”吧？那么，难道“我”就不该为上当受骗负责？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没错，在“文革”中，大多数人根本就是稀里糊涂地被卷入运动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正如邓晓芒所说，我们这些“匹夫匹妇”或者“芸芸众生”尚不具备上当受骗的资格（《灵之舞》）。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不忏悔。老实说，一个人，如果连上当受骗的资格都不具备，那么，他多半也没什么忏悔的资格。但是，在这种qíng况下，如果他居然能忏悔，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因为跟风、上当，还是被迫），都看做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那他就实现了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因为这时的他己经能够直面自己，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人来看待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独立人格。
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同格”的。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也不会有独立人格。这正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真正负责的根本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于夫，子依附于父，民依附于官，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谁都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自然无责可负。就连皇帝，也不负责，因为他依附于天，奉天承运。所以项羽兵败乌江，便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自己没什么责任。同样，我们在“文革”
中做了那么多荒唐事，也只要一句“上当受骗”就打发了，至多把那几个“罪大恶极”的判刑了事。但，一场全民介入、长达十年之久的灾难，难道是那几个“yīn谋家”、“野心家”负得了责的？上一回，又出几个这样的家伙，我们是不是又准备再上一次当再受一次骗，再在受尽折磨以后再来控诉一番？
必须真正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但不是对“国家”、“天下”，而是对自己。一个人，只有当他割断依附关系、完全独立自主时，他才会真正产生责任心。同样，一个人，只有当他能真正对自己负责时，也才谈得上对他人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天下负责。
这正是我们必须忏悔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忏悔，只是为了借此建立起我们的独立人格。一旦有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做人就不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我们也就不再“身不由己”，反倒能走向通往无限自由的康庄大道。
□后记
本书所收之文字，大体上都是关于书、读书、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核心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也就是做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含糊不得。因为我们可以不读书，不做学问，不做知识分子，却不能不做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这些问题我想了很久，但如果没有周非女士的一再敦促，这些想法也未必能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周非自
1998年起便向我约稿，其间
多有关心和jiāo流，完稿以后又有逐字逐句认真的推敲和讨论，尽可能地保证了本书的质量。她是一位负责任的编辑。
感谢周祥先生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同仁的理解、支持和jīng心安排，使本书得以在
2001年的昆明书市前面世。美丽的chūn城，古朴的丽江，都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好客的云南人，淡茶一杯也有qíng，那就“期待再相逢”吧！
感谢原《书屋》编辑王平先生为本书设计了jīng美的封面。当然，我还要感谢那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热心读者们。说到底，我写的所有的书，都是属于他们的。
易中天
2001年
7月
25日于丽江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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