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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_易中天【完结】(17)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dàng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qíng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qíng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xing,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láng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jīng英和文化jīng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xing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jì女为能事(《致新cháo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jì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jīng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qíng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xing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gān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xing的和普遍xing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jiāo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jiāo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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