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墙下，看着那dòng开的城门，巍峨的角楼，齐整的垛口，你仍会感到一股豪雄之气从岁月的谷底升起，霎时间便沸腾了你的热血。是啊，面对西安，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位老英雄对话，并深深感到那是我们民族的魂魄所系。
西安是很男xing的，只是老了点。
中国北方的城市都有点老，很需要冒出个棒小伙子来，才能重振雄风。
中国最女xing化的城市当然是在江南水乡。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苏小小啦，冯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这男人也是女人气的“小男人”，比如许仙。“湖山此地曾埋玉”，杭州这“天堂”似乎是由女人，而且是由“名女人”和“好女人”构筑的。
同样，提起杭州的景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qíng脉脉，苏堤chūn晓是女人的妩媚动人，曲院风荷是女人的风姿绰约，柳làng闻莺是女人的娇声嗲气。“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这难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确，杭州的花qíng柳意、山容水貌，无不透出女人味儿。难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说见到西湖，就像曹植在梦中见到洛神 此外还有越剧，那个曾经只由女人来演的剧种，也不折不扣是女xing化的。杭州，从风景到风俗，从风物到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东方女xing美”。（图三）
于是我们明白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为什么只会发生在杭州，而那个会让别的地方的男人觉得丢脸的“小男人”，为什么不会让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乐道。的确，杭州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这里gān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原本就天经地义，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谁要是出来挡横，或者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他就会像法海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仇恨和诅咒。当然，男人相对“窝囊”一点，也就可以“理解”而无需“同qíng”。谁让他生在杭州城里 再说，有这样好的女人爱着护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丽的西湖上演。不要说把它搬到燕赵平原、秦晋高原、哈萨克糙原或闽粤码头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与杭州齐名的苏州，也不合适。苏州当然也有水，也有桥，然而却没有西湖，也没有那“断桥”。苏州是水墨画，杭州才是仕女图。苏州那地方，不大可能有敢爱能爱为了爱不惜牺牲生命的白素贞，也不大可能有爱憎分明侠气冲天的小青蛇，顶多只会有“私定终身后花园”或“唐伯虎点秋香”。这大概因为虽然同为女xing，也有大小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山塘。”杭州西湖虽然没有武昌东湖那么大，好歹也要比苏州山塘和园林大气。所以苏州的女人有好心肠，杭州的女人却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让多少女xing扬眉吐气！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度里，有这样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应该拍案叫绝的。难怪鲁迅先生要对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该”
杭州让女人大出风头，南京却让女人背上恶名。这当然多半因为那条秦淮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下子，南京和南京的女人，可是跳进huáng河也洗不清 事实上，由于南方的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女xing的”，所以，六大古都中，南京和杭州的命运和名声，都远远不如在北方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6北方的四大古都也有亡国的记录，然而却不会被看作是城市本身的罪孽，或被看作是女人带来的“晦气”所致。南京和杭州就不行 它们必须承担王朝覆灭和政权短命的责任，至少在民间是有这种说法的。就像我们惯常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一样，这些偏安王朝和短命政权的背时倒霉不走运，也被说成是不该在这两个女人气的城市建都。
只要比较一下南京、杭州和开封，就知道舆论有时是何等地不公；南京固然有“千寻铁链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杭州也固然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开封难道就没有“靖康之难”么？“靖康耻，犹未雪，巨子恨，何时灭”，可惜，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杭州头上去了，没开封什么事。好像徽钦二宗的被虏，不是在开封倒是在杭州；也好像问题的严重不是那两个昏君丢失了江山，而是他们的胆小鬼子弟躲在杭州不思进取不想报仇雪恨。杭州无端地替开封承担着罪责，而提起开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有这两位黑脸汉子在那里坐镇，开封是掉不了价的。只要凛然一声“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开封便豪气冲天了，谁还敢说三道四？
南京和杭州可就得由着人数落，就像长得漂亮的女人总会有人来品头论足一样。其实，南京不是女人气太重，而是文人气太重。与杭州不同，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脂粉气的城市。我们只能说“六朝金粉，秦淮风月”，而不能说“六朝脂粉，秦淮风月”。说“六朝脂粉”，不但南京人无法接受，我们自己说着听着也别扭。金粉其实也就是脂粉。但用一个“金”字，便多了些阳刚气，少了点女人味。这就像“巾帼”，原指女人的头巾和发饰，与“粉黛”一样，也是用服饰指代女人，但“巾帼”就比“粉黛”要硬朗一些。
南京并无多少女人气，却多文人气。自古江南出才子，而才子又多半喜欢南京，即便这些才子不是南京人。这大约与所谓“六朝人物”和“魏晋风度”有关。对于文人来说，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不愁吃喝也不必负责，又能讲些高深玄远的道理，发些嫉世愤俗的牢骚，比什么都过瘾。南京便最能满足他们这种心理需求，所以文人都喜欢南京。南京，其实是最有希望成为一座儒雅的城市的。
文气一重，就没多少“王气”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是逐鹿中原，便是守住那半壁江山，也不容易。中国的事qíng很有趣。同样是战争，往哪个方向打，说法便不一样：南下、北伐、东进、西征。南方攻打北方总那么艰难，北方拿下南方，却像喝小米稀饭似的，呼呼啦啦就下去 于是南京和杭州，便总是处在一种挨打的地位。实际上，南京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东吴，就差点在它的创始人手上丢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可不玄乎？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孙皓最后还是自个儿在石头城上摇起了小白旗。“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一部原本可以让南方人问鼎中原的《三国》，便这样灰溜溜地收场，只留下一段“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可惜，在南京建立政权的，似乎没有几个像孙权。于是以后的南京，便是接二连三地为中国史贡献亡国之君，而且其中不少是才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官娥。”不是才子，哪里写得出如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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