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火车，火车对我的认识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村没火车，我们县也没火车，河南有一个地方叫新乡有火车。在1973年当兵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qíng，几百个新兵穿着新军装在火车站走，许多人同时做一个姿势会产生一种气势，这个时候我们过天桥，当时我觉得火车站特别庄严，天桥也特别的高，几百个人同时走一个动作走出了一种气氛，现在想来天桥不就是水泥板吗？这个时候一列火车进站了，那个时候火车还是蒸汽的，喷出来的汽和笛声让我马上改观了。
火车上下去那么多的人，又上去那么多的人，这些人我一个不认识。过去在我们村，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可是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为这种陌生，为这种气氛，为这种鸣笛和喷出来的汽我哭了，这个世界是我过去没有见到的世界。不是为了熟悉，是为了陌生哭了，有个带兵的排长就上去问我，他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他问的跟我所哭的不是一回事。我回答的又是第三个事，我说，“排长，一当兵就能吃白馍，我们怎会哭呢？”然后我上了车就去当兵。
火车上没有厕所，因为一火车当兵的都是男孩子，清早的时候就把车的门拉开一条fèng，大家排着队上厕所。可是我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尿来，我在门口站了半天没撒出来。排长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有尿没尿啊？我说排长，我有尿就是撒不出来。排长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他一拽我，我转身就撒出来了。他说刘震云，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这个时候我说，“排长，我想家了。”
在车厢的角落里，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蹲在那里写诗。在这个世界上，我第一次意识到，诗可以离我这么近。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当兵的最高纲领是娶媳妇儿，最低纲领还是娶媳妇儿。一个人在旁边写诗，他要gān什么？这个人是我人生的历程中遇到的最聪明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聪明的程度超过他。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写诗，然后把诗让排长看一看。
当兵三个月，这个青年将帽徽和徽章一撕，人就不见了。很多人说他叛逃了。其实没有，这个青年回老家了。再后来我回家乡的时候去看他，发现他家里堆的全是书，都是马恩列斯的书。他说要将这个世界搞明白。我问，你搞明白了吗？他说，越搞越糊涂。但是村里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他整天在chuáng上看书，也不下地gān活。在一个信奉马列的国度，读马列著作的人却被认为疯了。接着又发生一件事，一个姑娘跟他谈恋爱，后来觉得他疯了，就跟另一个人谈恋爱了。马列主义是相信bào力的，他一锤子下去，将那个人打死了。在审讯他的时候，公安局的人也觉得他疯了，因为每当问一个问题，他会一口气回答半个小时，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在我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要写作。”我问为什么？他仍jiāo待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懂。我听了一个杀人犯的话，开始写作。但这么多年过去，我对世界还是没有搞懂，和我的朋友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没有杀人。
三、生活的“相同”和“不同”
总而言之，一个作家真正的水平，不在于如何描写人物、故事、qíng节、细节，而在于书的背后，书之外，有无不同的见识。现在以我创作的几部小说为例，谈一谈如何考察生活的“同”和“异”。
第一，《一地jī毛》。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在考察一个问题：北京当时有1000多万人口，在上班、下班时候，街头挤满了自行车。每个人长得不一样，穿着不一样，秉xing也不一样；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表qíng都非常麻木。这些人昨天知道今天要gān什么，今天知道明天要gān什么，他们的日子是重复的。从价值实现论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地方实现自己的价值，就会自杀。他们为什么没自杀呢？这些人还活着，而且活得这么愉快，表qíng麻木地往前走。最后我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在一个地方得到实现了，这个场所遍地都是，就是菜市场。每一个人一进菜市场就jīng神为之一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马上投入一场战争中去，就是讨价还价。韭菜多少钱一斤？1.5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1.5毛这个事qíng就结束了，他说1.3毛，而且为了2分钱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2分钱丢到地上没人捡，但是到菜市场上两个人寸土不让，也就说明2分钱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2分钱的价值。当他们拎着哪怕只便宜了几分钱的菜往家走时，那种对于世界的战胜感，跟布什总统开八国首脑会议拎回一揽子计划所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的生活而言，菜市场比欧佩克会议、八国首脑会议还充满光芒。于是，《一地jī毛》头一句就是：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对小林而言，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
很多人说我写了很多小人物，比如说像《一地jī毛》、《三百万灾民》，我说错了，我不写小人物。我觉得这些买菜的人，街上骑车的人是大人物。大和小的概念千万别弄错了，我的大和小的概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他们一生的人品和处事多是下三滥的，有些人可能识字不多，但是深明大义，获得非常多的自尊，我把这些人当成大人物来写，大人物是写láng的，但是我发现他们很多斗争包括国和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有时候就像农村里一个妇女丢了一只jī敲着脸盆在骂街，采取的方针、策略、步骤是一样的。
第二，《故乡面和花朵》。《一地jī毛》之后，我花了八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故乡面和花朵》。当时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胡思乱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在每天24个小时中，我们的理xing思维只占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在胡思乱想，夜里做梦更不用说了。如果胡思乱想没有价值的话，上帝为什么给它分配这么多的时间？我们都觉得理xing思维是重要的，但是理xing思维之外，胡思乱想是不是重要的？我认为是重要的。所以就出了关于胡思乱想的200万字的这本书。
第三，《温故1942》。这本书并不是我主动写的，是应一个朋友之邀而写的。这个朋友要编写反映上个世纪灾难史的书。1942年，河南因为发生一场旱灾而饿死300万人。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死的人还多。二战时候，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110万人。一开始我对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当深入河南调查的时候，我感到，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大家对这件事已经忘记了。我让我外祖母说说1942年，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饿死还严重，这引起我对这件事本身的关注。经过继续调查，发现并不是因为旱灾，是因为战争。接下来你又会发现不是因为战争，是因为政治。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三百万灾民，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会愤怒和悲伤，不，我的河南乡亲，临死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逃荒路上，老张马上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想到的不是妻离子散的生死之别，而是想到了两天前被同样饿死的朋友老李。他说：“老李前天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饿殍遍野，人吃人，已不是多么新鲜和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在逃荒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被饿死了。后来的逃荒者，扒下他的衣服，掏出一把刀子，从他屁股蛋子上割ròu。屁股上已经没ròu了，割着了骨头，一疼，他又活过来了。他仰起脸，看着拿刀子的人：“大哥，我还行。”拿刀子的人端详他：“大哥，你不行了。”他想了想，觉得自己真不行了，转头又死了。在《温故1942》被改编成电影前，我跟导演讨论，1942年饿死300万人，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拍成悲剧。因为面对悲剧，我们中国人采取的态度与众不同，是幽默，是遗忘，是一场喜剧。悲剧后面藏的是喜剧，喜剧后面藏的是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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