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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_易中天【完结】(8)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动乱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ròu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yù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ròu酱。

  三 君子固穷(2)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呆。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他是“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宁武子就糊涂。他的聪明,我们或许比得上。他的糊涂,我们就比不上了。一个聪明人,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很简单,装糊涂呗!事实上,“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只不过意思变了。

  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史鱼(史鰌,字子鱼)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赏。史鱼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蘧伯玉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状态如何,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如矢)。蘧伯玉呢?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卷而怀之)。这两种态度,孔子也都赞成。为什么赞成史鱼呢?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因为孔子的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来,人家bī你出来做官,可怎么办?

  孔子欣赏的人,还有他的学生南容,也就是南宫适(适音括,也写作括)。南宫适是鲁国人,生卒不详。他的qíng况,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国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丧家狗》)。这样的人,孔子也喜欢,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

  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应付权贵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也叫阳虎)把持。什么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务,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大夫的任务,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治国)。国,是国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现在,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这就是礼坏乐崩,君臣错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双重的胡作非为了。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

  三 君子固穷(3)

  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并由不得自己。孔子对于阳货,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据《论语·阳货》,阳货执政时(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rǔ猪(应该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应该上门道谢。这下孔子难办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时,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说,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遇诸涂),被阳货数落了一通。阳货说:你过来,听我跟你说(来!予与尔言)!国家混乱不堪,却揣着明白装糊涂,能够算作“仁”吗(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不吭气。阳货便自己说:不能!又问:明明喜欢做官,却一再错过机会,能够算作“智”吗(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又不吭气。阳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阳货说:光yīn似箭,日月如梭,年龄不饶人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孔子没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诺,吾将仕矣)。当然,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

  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cao,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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