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是连两个家族缔结婚姻的可能xing，都是要取决于媒妁的。不但男女青年不能“私定终身”，就连双方家族也不能“私结良缘”。双方家族的意向，一开始就得由媒人去传达。这种安排，自然有它的好处。第一，媒妁因为专司此职，当然消息灵通，知道谁家有男yù娶新妇，谁家有女待字闺中，好比一个“婚姻信息中心”，而媒人便可从中进行“优选”，使门当户对者喜结良缘，让怨单求偶者各得其所。第二，缔结婚约，事关荣rǔ，若遭拒绝，就很没有面子；而媒妁既非当事人，又非当事人家族，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职业媒人多半皮厚嘴巧，也就不会有绕不过去的弯。第三，缔结婚姻，牵涉到双方许多实际利益，讨价还价吧说不出口，不讲价钱又怕吃亏，由媒人从中斡旋，两个家族的互惠jiāo易也就比较容易谈拢；而且，不管谈不谈得拢，将来双方见了面，都不怕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第四，由于婚姻必经媒妁，而媒人们又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处于青chūn期的当事人，就既有一种威慑作用，又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也能让“防儿如防贼，防女如防jì”的父母放心。也许，正因为媒妁有这些好处，所以不但政府规定婚姻必经媒妁，当事人及其家族往往也依赖于媒人，甚至相当信任媒人。
然而，媒妁也是会坏事的。
中国古代的媒人有点像当今西方的律师，都是只要自己的案子能办成，不大管别的什么。不同的是，西方的坏律师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顾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但背叛当事人的却不多；中国的坏媒人却是只要能撮合成一桩婚姻，当事人的利益是可以不考虑的。似乎撮成婚姻便是唯一目的，婚姻的质量则不在考虑之列。正如畲族《骂媒歌》所唱的：“媒人是个油嘴猫，东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语两头骗，沟里放牛两头捞。管你牡丹配青树，管你蜂蜜配花椒，管你婚姻好与歹，管你牙齿咬舌条。只要钱财捞到手，三寸舌头任鼓摇。”
这就未免也太“妈妈的”了。
任何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媒人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促成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中国古代的媒人却似乎鲜有这样的考虑。于是，不负责任，乱点鸳鸯谱者有之；不怀好意，甘当马泊六者有之；巧舌如簧，把麻子说成酒窝者有之；瞒天过海，让瞎子嫁给聋子者有之。反正媒人“口才”都好，中国词汇又丰富，近义词足够使用。比如懦弱可以说成厚道，狡猾可以说成聪明，短胖可以说成敦实，削瘦可以说成苗条。双方当事人及其家长既然不便“实地考查”，就只好对媒人的介绍“胡乱琢磨”，甚至“上当受骗”。正如宋人袁采在其《世苑》一书中所指出：“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
不过，最让少男少女们痛恨的，还不是媒人的“乱点鸳鸯”，而是他们的“棒打鸳鸯”。尽管礼法规定“男女之大防”，但在乡间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为女孩子要参加劳动来养家糊口，因此无法“养在深闺”，当然也就“防不甚严”。所以，悄悄恋爱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当他们海誓山盟，私定终身时，媒人却一脚cha进来了，说什么他俩八字不合，生肖相克，应该另嫁某男或男娶某女云云，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对有qíng人。这个孽造得就大了，有时竟会闹出人命案来，不但当事人会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会因“物伤其类”而对媒人没有好感。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离不开媒人，另方面又讨厌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区和民族，在婚礼上还有“骂媒”、“打媒”甚至“审媒”的节目。在文艺作品中，职业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丑角。大约人们无力推翻媒妁制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只好在戏曲舞台上戏弄他们一番，在其鼻子上贴一块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恶气。
其实，认真想来，媒人也是冤枉的。因为不要说媒人，即便当事人父母，在为其择偶时，也是“不谈爱qíng”的。
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如果稍做分析，则女方家长更多地是考虑门第：男方门第太低，会委曲了女儿，自己也没有面子；男方门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尽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门第太低，女儿嫁过去要受欺负。事实上媳妇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决于娘家的门第。比如《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二位，虽然都不是长媳（其丈夫不是长子），但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为长媳的邢夫人、李纨、尤氏，反倒没有多大的面子（其中李纨因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qíng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xing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xing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qíng”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qíng，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qíng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qíng”，甚至连“xing”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xing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qíngyù？结果在婚chuáng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yù，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qíng，又无xing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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