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jì是畜养在家中的倡伎，又称侍姬、歌姬、声jì、美人之类，也从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演化为“宫jì”，大夫的倡伎便演变为“家jì”。汉代即有畜养家jì之风，至南北发展为极盛。因为汉代地主是贵族地主，六朝地主为士族地主，他们的“家”，规模决非今之“家庭”可比，当然也就有财力可以供养一个小型的歌舞班了。
家jì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乐曲歌舞提供艺术和娱乐服务。比如晋之宋武因“不解声”（不懂音乐），便不畜家jì；而石崇的家jì，从十来岁起，就在他的亲自督导下学习歌舞，接受严格基本功训练，在身材、舞姿和发音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其水平堪与“国家歌舞团”比美。曹cao的一名家jì，因为歌喉最好，所以尽管曹cao十分讨厌她，也一直等到找着可替换者，才把她杀掉。
在历史上，家jì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jì。其实，严格说来，家jì既非jì，也非妾，而是界乎jì与妾之间的一种被奴役者。妾有“夫”，而家jì没有，家jì只有“主”。主虽有可能与家jì发生xing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兴，也可以指令家jì陪侍客人，而妾则决无此事。家jì要成为妾，也要办一定的手续，比如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便曾把他的十多个家jì统统注册为妾。另方面，家jì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觉，也有“献艺不献身”的。即便献身，也非“人尽可夫”，而且也不收费，并非“卖yín”。所以，家jì也不是“jì”，而是“伎”。
严格意义上的“娼jì”，即以出卖ròu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xing服务者，最早可能出现在chūn秋初期。在这个时期，chūn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jì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jì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jì女700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jì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qíng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ròu弹代pào弹的伎俩在内？
管仲设“女闾”，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国，自然“见贤思齐”，争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践伐吴，将士思家，军心不稳，勾践便组织了jì女慰问团送往前线，谓之“游军士”，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军jì。
军jì到了汉武帝时，就成了一种制度，叫“营jì”。起先，军jì只是一种临时xing措施，难免有些“不够稳定”。后来，采取了“抑配”制度，将罪人之妻女qiáng制xing地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徒起矛盾。所以，gān脆实行营jì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营jì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不衰。不过其xing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但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jì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jì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而为“孝敬官僚”。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qíng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jiāo接时，不但jiāo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风土人qíng、下属qíng况、遗留问题等等，还jiāo割jì女，真正荒谬之极。唐代有个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与一位名咄咄怪事韶光的营jì感qíng甚好。但因营jì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jiāo割，并作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gān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jiāo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谁知继任吴国并不领qíng，答诗云：“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韶光今已输先着，领得宾珠掌内看”（叹、看二字应读作平声），意思是还想要更好的。还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话，临行时竟与营jì朱娘抱头大哭，结果郡守李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嘛！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
封缰大吏、方面之员，如此地嫖娼恋jì，实在是不成体统。更不成体统的是，不少官员将佐，还会因某位名jì而争风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诉之长官，有的还闹出人命案来。这种种劣迹弊端，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到了宋，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军政长官，只许以官jì“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这样一来，官jì就成了纯粹的“陪酒女郎”，最关键的一陪被定为非法。由此，还闹出许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择与官jì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营jì严蕊有染，一时闹得沸反盈天。这两个案子，终因jì女们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于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jì营jì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jì院于乾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覆亡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jì女地位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鼎，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jian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qíng，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jì馆是不行的，但却可以把jì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jì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qíng，要“保密”把jì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qíng，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挟jì侑酒的故事（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jì院，为维持生计、保证收入起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们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jì，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jì院。到康熙十二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jì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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