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文彦博就是有那样的能耐，一句话就能驱敌为奴，更能几个字就让优点变炸弹。他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注意，这就是宋朝臣子的特色，这就是名臣士大夫的风骨。他们敢拿自己王朝的开国皇帝说事，问赵匡胤难道不是柴荣的忠臣吗？要皇帝怎样回答。说是，好，为什么叛变了？宋朝是从哪儿来的？别再用群臣推举，迫不得已说事，您是由士大夫从小教育长大的，应该知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做人的根本点。实在为难，当时为什么不自杀？！
说不是，那就惨了，您在说自己的祖宗是个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当天仁宗再没说一句话。皇帝和宰相之间横亘着一道致命的沉默，这让狄青的命运被确定，同时也让文彦博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一个断点。说来这也是他的一个失误。
他没想到狄青真的是个官场二杆子，面对罢免能直接找皇帝要说法。而他本人既然提起了罢免，就没法善罢甘休，要搞倒一个人，就一定要搞到底。缚虎易、放虎难，这事儿不止是几十年后秦桧的老婆才知道！于是就只好坚持，于是被迫与皇帝对立，于是终于埋下了近期内就被踢出朝廷的伏笔。
这些狄青都不知道，他坐在皇宫高墙之内的西府枢密院里，在军方第一人的宝座上接到了一个非正式的命令。他被赐予了一个特殊荣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给他最年青也最善战的陆军元帅隆美尔的命令一样。
你可以保留你的军衔、家人的安全，拥有追悼会。只是必须自杀。
狄青也一样，这是宋朝给他的最后一个恩赐。他可以自己提出辞职申请，有一个体面的下岗理由。历史在这里再次显示了真相的魅力。下面发生的事虽然隐约，但无比真实地显示了狄青是个怎样的人，他的敌人又都是怎样的。
接到这个命令，狄青仍然没有执行，他想不通，就要去问。根本就不去管是不是会得罪什么人，对以后的升迁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同时也显露了他的官场底蕴，前面都提过，像文彦博、贾昌朝、王尧臣之流，他们在皇宫内部布满了眼线，有什么内幕，刚发生了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从而保证自己官运亨通，平安大吉。
狄青却什么都没有，当官凭的是实打实的功劳，要那些劳什子做什么？于是他就不知道是谁在搞他，他直接去东府，问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罪名。
接待他的人正是文彦博。他像自己找抽一样地追问，结果就得到了最真实的答案。或许在文彦博想来，狄青一定是知道了是他在捣鬼才来的吧，他直瞪着狄青说：“无他，朝廷疑你尔。”
没别的，就是怀疑你。
狄青在那一瞬间信心崩溃，一直支撑着他的信念倒塌了。在史书中，在各种遗留下来的资料里，连当时弹劾他力度最大的文人，也没能指出他有什么具体的错误，连人生的小瑕疵都没有，连后来岳飞的挚拗、凶狠（亲手杀舅舅）等指责也没有。
可这些有什么用呢？一个人让对方不放心，无论怎样做都是徒劳。狄青被这句话悚然惊呆，连退了好几步，再没有话说，黯然走出了中书省，走出了皇宫，走出了东京汴梁城。他被“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副宰相之职，出判陈州。
临走前，他对自己的一个亲信说。我此去必死。亲信不解，他笑了笑，陈州出产一种梨，名叫“青沙烂”。青此去，必烂死。
被他说中了。他去陈州不过半年，就死于“背疽”。这种病在古代比较多发，著名的有项羽的谋臣范曾，朱元璋的大元帅徐达，都是忧愤jiāo集、无可奈何地死去，基本等同于气死。
狄青也是这样，他在陈州的半年，每隔半月，朝廷就派人去“问抚”一番，这种待遇数遍宋史300百年，只有狄青这一份。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朝廷这样“爱”他。
他死了，文彦博和当时整个文官集团，没有夸张，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说过狄青不应罢免，他们得逞了。接替枢密使位置的，是他们非常认同的一位同道中人，韩琦。qiáng悍的，了不起的韩相公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里，重新当上了宋朝的宰执大臣。
世界终于恢复秩序，宋朝的官场变得安宁和谐。狄青死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死，不管冤不冤枉，都非常符合宋朝的立国jīng神。守内而虚外，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不管怎样，我们不会被自己人欺负！至于文彦博等人，说句痛不在己，说得轻松的话。
也不必太痛恨他们。杀死狄青的不是文彦博，而是宋朝的大气候，他是被那个时代压死的。就算没有文彦博，也会有武彦博，没有欧阳修，也有欧阳理，总会有文人跳出来找他的麻烦。狄青，就是风bào中辗转飘浮的一片落叶，被风chuī上了云端，又被风刮落到尘埃，一切身不由己，并且很快就会淡忘了。
直到仁宗之后第三位皇帝，神宗当政时，他才被想起。那时国家征讨西域，苦无良将，才想起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常胜将军。而在他刚刚被罢免，或者刚刚死去时，举国无人念他，只有一行gān巴巴的官方记录――赠中书令，谥武襄。
那时人世间的焦点，是文人们一次旷世的盛典。
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一月，又一届科考开始。宋朝科考无数，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但论地位，这一届无与伦比。
前提是文学方面的。
中国文学史上盛称“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二宋六，宋朝所占的这六个人中，有四人在这一届的科考中汇聚，盛况可谓空前绝后，数遍中华历史，只此一份，再无后继。还有一位，其实当时也在京城中。只是他为人太特立独行了，不跟这些凡夫俗子们一起玩。
抛开这位“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神仙爷，去说这四个人。四人之中，以欧阳修在当时为首，他是主考官。这是历史的契机，以他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韩愈文集开始，一生至此已经整整50岁，他成熟了，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掌握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样的“体”，才足以截“道”。
这是个根本点，在这次科考之前，体和道之间，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浅显地说，就是全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以讲究辞藻为能事，谁会修饰，谁就是大家。这样文章中全都是些讲究到了极点的险韵、怪字，大家争奇斗艳，看谁能玩出前所未见的花活儿。
至于文章的宗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文章，这个终极问题，就没人在乎了。欧阳修身为当时的大方家，注意，还不是大宗师，他非常的愤怒。他一直在倡导要恢复古文，像古人那样，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事儿说清楚。
得与国家有利，与民风有益，文章绝不是时装秀，科考也不是T型台，这是要传颂万代的，不是仅仅一时的敲门砖！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寻找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他找到了。这真是个异数，茫茫神州，幅员万里，宋朝开国已经百年，文教之盛，是自有文字以来前所未有的，可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居然在辟远边陲的西鄙之地――四川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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