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bào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xing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jian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囤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chūn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dàng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jīng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jiāo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做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huáng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cao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40%的利息。
其他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当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
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cao蛋，我们只要加qiáng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qíng，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dòng吗？！
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河北转运司有一个gān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已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已经走漏出去了。
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销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旦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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