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利于航海，让西方人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让他们能有目标的前进，去开垦殖民地。这真是太伟大了；
火药让他们战无不胜，一切冷兵器都成了废物。让他们创造出100多个人征服了印加帝国，16000多人，包括日军8000人，俄军4800，英军（主要是锡克兵）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50人意大利军53人就打进了19世纪时中国的首都的奇迹。
多么伟大啊！
还有造纸术、活字印刷。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东西，与平民百姓挂不上钩。不要以为在宋朝可以平民高考当官了，就全民族都认字看书了。现在还有文盲呢。
真正可以体现中国特色，与人为善，勤劳致富等特质的四样东西，其实应该是丝绸、茶叶、陶瓷之类。好了，闲话多说了些，就在这样文明先进发达的国度里，居然让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给搞晕了头。失去了振作国家，抵御未来巨大灾祸的最佳时机。
该仰天长笑，真好玩啊，还是俯首痛哭，为何当时有那么那么那么多的糊涂混账人，硬生生地砍了自己的树根呢？
第十八章 王安石罢相
准确地说，当时砍的人大义凛然，义愤填膺，满头满脸的正气。其理由既有远古圣人的训言，又有近代圣人的发现。
——谓之“天人合一”。
这四个字超级经典，相信每个中国人，以至于外国人都知道。不过和汉学的兴盛无关，倒是拜中外影视剧所赐，连《功夫熊猫》里都能运用一下。
具体到宋朝，就是各种自然界灾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军事挂上钩。至于为什么挂上的，内蕴就太丰富玄妙了。当时就没几个人懂，现在……现在还有谁认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啸之类的现象和人类的思维意识变化有联系吗？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类一厢qíng愿的猜测。可惜却总有人坚信不移。熙宁年间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熙宁六年。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泥石流翻滚而下，灾害相当不小。
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下，华山崩塌，原因就是政治昏暗，百姓受苦，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有了宏观根据，文彦博还能与实际qíng况联系起来。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
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嗯，很风雅，也很有宗教信仰。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吾乃孔门弟子，誓不与和尚为伍！”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难道文彦博不知道？并且多年以后，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来诋毁王安石的人品，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
闲话又多了些，回到正题。文彦博峨冠博带，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心qíng大好，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
他看见相国寺内，以及御街商行里，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让文彦博非常不慡。
“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所剩无几。”这样分毫必争，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其结果，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使自己国民离心。更要紧的是，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让他们看见了，会耻笑我们的！
大家什么感觉？按文彦博说的改正，这些都倒过来，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láng异族给吞了，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
当时各处战争吃紧，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可是第二次时，神宗第一个害怕了。熙宁七年，宋朝北方大旱，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查一下史书，这次gān旱的规范是超大的，不仅宋朝北部这样，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
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疆域太广大，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对旱qíng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尤其是，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文明”，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把旱qíng上纲上线，弄个“清楚明白”——
宋神宗的xing格特点在这时显露，此皇帝胜不骄，却倍加小心，时刻提防敌人报复；败，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不用敌人施压，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提心吊胆。
后来，他就死在了这上面。
面对旱qíng，他不用臣子们提醒，自己就整天的念叨，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爱卿，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像“保甲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等等法”都应该废除呢？
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5年的新政改革，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他们一律躬身静听，面色沉重，若有所思，绝不开口。大家都清楚，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
终于有一天，神宗问到了王安石。
面对宋神宗的恐慌，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天旱、水灾这样的事，就算在上古圣君，如尧、舜、禹、汤时也在所难免，都只是些自然现象。我们尽力而为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何况这5年来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按比例来说，现在的gān旱也只是偶然出现。
总而言之，这都是小事（细故），上天有它的意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益修人事）。
这种回答，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本来嘛，尧、舜、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只要以人力抗争，不仅会战胜，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他这番话就错了。错得非常彻底，可以说，这是5年改革以来，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
神宗说，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我们都做错了！
错了？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去做，尤其是他始终相信，神宗和他的约定，会全心全意地协助他。两人是坚定的战友。
于是他只是再次qiáng调，只是小事，一点细故，没什么大不了！接着就又放眼天下，寻找可以生财致富，教化国民的好办法去了。
在他身后，当时年仅27岁的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王安石的态度更加印证了他的担心，不畏天的人，怎会被天所原谅？这5年来做的事，不仅人不同意，看来连天都反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安石一如既往地改革做事，宋神宗开始写罪己诏，承认自己这些年做事对人错误深重，请天下臣民共同替他回忆，都错在了哪里。
必将改正，争求上天的谅解，获得减刑处罚。
诏书经过中书省，王安石还是不在意。有什么大不了的，水旱灾出现，哪个朝代的君主都会这样做。比如近些时的宋仁宗，除了罪己诏，都能给自己加ròu体惩罚，大半夜光脚到外边站着去。所以神宗皇帝这样做，也很正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的确可以这样想。试问，皇帝是同党，政迹很突出，外战超辉煌，政敌？司马光之流早就被踢出京城，到外地残喘去了。最近连唯一敢对抗的文彦博都被贬到外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难关尽快度过去，才能让年青、心慌的小皇帝镇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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