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chūn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qíng义，跟他们的感qíng，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qíng谊。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qíng，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qíng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记者问了很多，还bī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
第二章 童年
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最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1、大人们在聊些什么
我的童年正赶上“文革”尾声，当时大人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huáng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huáng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huáng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dàng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我们急了，到处打听，最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文革”结束了。
2、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qíng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的电影里看到过。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gān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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