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小五随口问了我一句外行话：“难道一定要读那些书吗？”
“什么意思？”
“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就在我正要说“当然不能，这是硕士论文”的时候，灵感来了——我的眼前乍然一亮！为什么不能？我转身进屋，坐回那动辄摇晃颤抖的梳妆台前，伏案疾书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不再去想参考书的事。如果有需要援引古今中外著名经典或研究资料的地方，我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理的语言。坦白说，这样的勾当作来十分有趣，几乎像是上了瘾一般，我越来越觉得发明一个论文中的理据要比推演一套严整的论述或者归纳一个抽象xing的命题来得更加迷人。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创造了一百三十二个不存在的人、两百零五本不存在的书、三百二十六则不存在的论述。如果不是因为缴jiāo期限已至，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直到天荒地老。
在这种可以说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多想现实的问题。比方说，我是不是真能如期写完？就算如期写完，我又该用什么方法把手稿jiāo给打字行打字、排版、印刷、装订？就算连这些都能顺利搞定，我又如何避得过那些撒下天罗地网，随时可以在大门外把我抓走的恐怖分子，前去参加论文口试呢？说句更实在的话，我连口试是哪一天、在哪里举行都不知道——我已经彻底和这个地遁阵之外的世界隔绝了。
但是，奇迹也因而发生。在茶园仓库的一场恶斗之后不知多久，孙小六发现我们的口粮已经没了，只剩下几根鳕鱼香丝和半包发了霉的王子面——连喂那几只大蜘蛛都不够。我也不记得究竟多久没有食物进肚了，然而，在那种极度饥饿的状况之下，人的头脑却变得非常清楚——我甚至一闭上眼就可以用一种视觉状态意识到自己脑细胞的运动，它们之中有的像变形虫那样蠕动，有的像蹦豆儿似的跳跃，有的如大雨敲窗之际相互并吞、溶化的水珠，总之活力旺盛到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连带地，贮存那些奇形怪状的脑细胞里面的种种资料也开始变成各种鲜活灵动的符号向我发出各式各样的召唤。
实际的qíng况是这样的，当我双手环膝、眼睛瞪视着稿纸上飞速滑动的笔尖写出论文所需的字句之时，另有无数个可以名之为心象的画面也同时在我四周开启，它们的总数若gān其实难以确实估算——因为每一个画面都随时闪烁、灵动着，只要我稍稍分神注意，就会立刻像进入一部我早已看得烂熟的电影一样，非但理解了那qíng节的事实细节，也知悉它的意义，更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写到先秦纵横家之学到汉代成为宫廷中为皇帝辩护的职业演说者必备的一种技术的时候，梳妆台旁的塑胶椅上方忽然呈现了一幕奇景，是一座三层高的四方楼台忽然倒塌下来的qíng形。接下来——几乎不假思索地——我立刻意识到，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罹难，受伤的也不过是六十四个魁梧健硕的中年男子之中的二三人而已。也就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际，我已经置身于倒塌的楼宇之中——却并不感觉压迫和窒息——我游刃有余地在地底的灰烟土雾中游dàng飘移，看着这些人被八张大网兜住，有的网里人多一些、有的网里人少一些。可是完全无须数计，我知道他们就是六十四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是非常怪异的一幕，一来它和我的论文内容全然无关。二来它也从来不是我过往真实人生之中的一个片段。三来它也绝对不是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或戏剧里的某一场面。然而我对它却如此熟稔——毋庸继续看下去，我已经知道这是一群在光绪年间被天地会洪英诓骗构陷的老漕帮庵清元老，他们差一点遭到活埋，而那一栋倒塌的楼宇叫“远黛楼”，乃清代著名建筑巨匠钱渡之的后人所建，此楼的确有个机关，能害人，也能救人。整段故事原来出自署名“陈秀美”者所撰的硕士论文《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质言之，由于饥饿——也许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或焦虑罢——我所读过的书里的每一qíng节都开始向我包围进袭，且以鲜明无比的影像一再迫令我凝视着它们。
对我而言，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其实是极其迷人的，仿佛我所读过的书——无论它们多么枯燥乏味、陈腐失真乃至错讹连篇——都在以一种活泼泼、热滚滚的魅力向我展现生命。在这一大片你叫它客厅也好、书房也好、卧室也好的底楼空间里，容有不下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生命。书的幽灵。白纸黑字的魂魄。就在我即将变成饿殍之前，前来向我作完美的告别。也一如在人世间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qíng况——走在路上你会碰到似曾相识的老同学，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或者是在某处读到了一个名字，你知道那是你的老朋友，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来——这些充塞在我极度疲惫的身躯四周的影像之中也有令我觉得非常陌生、似乎从来没见过，换言之，有些我读过，可是显然已经遗忘掉的内容也从记忆的角落里赫然浮出。
在梳妆台的右侧，也就是楼梯下方的三角状区域里，地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蕈菇，前后院的天光根本触抚不着，是以幽暗有如泼墨般深浓的夜色。也就在这个地带，上演着一些我自觉并不熟识的qíng节——它们仿佛各自从我所阅读过的书里散落出来，像脱了串线的珠子，孤独地闪烁着。这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终于停下笔，让汉武帝和他的语言侍从之臣自脑海中暂时引退，开始以一种玩拼图板的心qíng去仔细审视那画面。我隐约察觉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出于某种真挚的qíng感——我对任何活着的人从未产生过这样的qíng感，可是对于这些被记忆弃置在角落里无依无靠的片段，我自认有义务要替它们找回上下文的联系。这样做（至少在当下的直觉里）要比完成一部看似怎么也写不下去的硕士论文来得重要得多。
其中一个片段出现在五六朵沿着墙壁踢脚板和磨石子地之间冒生的木耳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走在一条古老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来回走了好几趟，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街边一幢楼宇中去。那楼宇前有小院，院墙甚高，门楣右边挂着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个大字是“南昌剿匪总部”。年轻人的鼻梁上挂着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镜，看似是读过书的，一身褐布长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类，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这么踌躇逡巡的当儿，楼院之中猛可冲出两名枪兵，一边一个、将年轻人拽进这总部厅堂中去，再直奔二楼，扔进一个门首挂了“谍报科”招牌的房间。里头一张大会议桌，绕桌摆着十几把带扶手的藤椅，可是只坐了五个人。一个才见这年轻人的面便皱起眉峰，cao湖南话说：“又来了！伯屏，自从你把那叫花子弄进来行营，就跟菜市场差不多了。”湖南人身边一个说浙江土话的中年人也抢着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连多少天了？洒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是不是真细作谁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一旁被称“洒度”的小胖子也开了腔：“我处理得手都软了。你想，不处理嘛，任他们探头探脑，说不定哪一天飞檐跃壁闯进来，走漏了qíng报，岂不坏事？要说处理嘛——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个失手错杀，毕竟对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价在外奔走号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处理到你的人马——伯屏！你可别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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