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临猗人氏，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原隶阎锡山麾下。此人幼学不算扎实，可是聪颖慧黠、投机善变，能亲近士卒，颇养了几分深厚的人望。在李绶武滞留北平的头几天上，他已然看出这位科长是个好奇成癖、嗜书入迷的痴人——这痴人还别具只眼，独独对一些散轶于民间的武学丛考之流各十分钟qíng。傅作义探得清楚，当下拿定了一个主意——他亲自摇了个电话到聚珍堂“保字号儿”稽查处，问道：“去年贵处修缮屋瓦，在库房桁梁上找着一本古书——此书现在何处？尽快送到司令部来。”
十月二十一日正午，傅作义先请李绶武在城南和平门外“厂膳酒家”用饭。顾名思义，可知“厂膳”一词得自地名。元明之际，此处原叫海王村，清初工部所属的琉璃窑在此设厂，因此改名琉璃厂。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学人蜂至，又有兴办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面的，其中以书肆最称昌盛。
用过了饭，安步当车逛逛厂甸书肆是应然之事。傅作义却托辞司令部另有军务待处理，不能奉陪。倒是留下了两句漂亮话：“凡有入眼之书，例由司令部‘后勤支援’。”
厂甸自东徂西，不过二里，但是知名坊肆林立——如翰文斋、来huáng阁、二酉堂、汲古山房和荣宝斋等，但凡知书识艺之人，未有过门而不入者。李绶武却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的荣宝斋竟然是个机栝。
荣宝斋本是一片南纸铺，进门直入里间，还有内店。靠东墙置了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靠西墙是条三丈有余的柜台，上铺蓝布。日日下午打烊之后，柜上学徒便在此一字排开，持毫肃立，临帖学书。近世以来，这些学徒大都不以苏、huáng、米、蔡、欧、柳、颜、赵的法书为足，倒常竞相摹仿有清一代知名翰林的字迹，如刘chūn霖、陈宝琛、翁同龢、陆润庠等。工夫下得深，落笔常可以乱真——有个叫刘泽甫的仿沈尹默出神入化，让古董鉴赏名家靳伯声花大钱栽了跟头，一时传为厂甸佳话。还有一个阎善子，擅仿乾隆墨迹，尤能曲尽其“无骨而ròu立”的媚态，时人誉之曰“阎御笔”。
这一天李绶武遇着的正是经常到荣宝斋串门子的徐兰沅。此人替梅兰芳cao过琴，且以之名家，在南新华街开设“竹兰轩胡琴店”，店中到处悬着樊樊山的对联——里头没有一幅是真迹，都是徐兰沅的仿造。李绶武当日闲步踅入荣宝斋内店，见一人长身玉立、在蓝布条柜前拈笔濡墨，作势挥毫；然而看他神qíng意态，又绝不类铺中学徒，于是好奇之心，一时油然而起。趋近细观，纸上竟是一派bī真酷肖的樊体行糙，写的则是“无量寿”三字——只这三字之旁尚有余纸。似可容得下第四字，然而挥毫之人却迟疑再三，不肯落笔。
“兰沅先生这么一停歇，笔势就顿挫了。”李绶武掏出放大镜，朝柜上那横幅柬纸比划了一下。
徐兰沅微微哂道：“拿捏不定该下哪一个字——”
“不是个‘佛’字么？”
“‘人是西方无量佛／寿如南极老人星’，”徐兰沅答道，“此乃米元章自撰诗句，岂可用樊体字写之？且这纸稍嫌狭仄，‘佛’字末笔一拉便要出格的——”说到“出格”二字上，右腕轻轻抖振，毫尖下辗，正锋逆折，随即兼带钩弧，转势斜挑，再一提、向右滑出一圈大圆，顺势回锋冲左，一撇劈下，恰恰是个“功”字。
“咦！”李绶武不觉惊呼出声，迭忙问道，“这不是当年由曹仁父传下的那一部内功功法么？”
“我非江湖中人，更不懂舞枪弄棒，你说什么功法不功法的我却不知——只不过晌午时分灯市口有人持此书沿街兜售，说是研之习之可以长命百岁，依我看，全是女青年开会——无稽（jī）之谈。倒是那封皮上的朱笔题签，字写得不坏……”
未待徐兰沅把话说完，李绶武即拱手作别，疾步抢出荣宝斋，直向灯市口大街奔去。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着急的——所谓“沿街兜售”《无量寿功》之人，此刻其实尚坚守司令部传达室中待命。傅作义将会在一个半钟头之后召唤此人到跟前，发布指示，命之前往灯市口叫卖《无量寿功》——命令中绝对不可违悖的部分是：他只能将书卖给李绶武。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再简单不过——但是傅作义一个人却无法作成决定——他不知道该替这本书出个什么样的价钱，好让李绶武一时拿不出手，却又不至于灰心扫兴。唯有将价钱扣住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关节，也才好出动那第二波的“后勤支援”，替李绶武完遂了jiāo易。
“定个什么价呢？”傅作义把亲随参谋叫进了办公室，他自己凭窗伫立，迎着阳光朝灯市口的方向瞭瞰，“五百万法币不算少了罢？”
“报告总司令！这几天物价又涨了。五百万只合买四斤馒头——”
“涨得这么凶？可是市面看来还不坏嘛。”傅作义只手打起亮掌、遮住眉沿，想看得更远、更清楚些。
“报告总司令！涨得是凶，随日子涨。老百姓有俩钱儿就赶紧买了东西——不买赶不上涨，买了拽着劲儿涨。今儿一早jī子儿八个卖一百万，到晌午一百万就只兴买三个啦！”
“钱财如粪土，此言不差。”傅作义叹了口气。
“报告总司令！街头弄尾厕所儿里法币满地，老百姓把钞票当手纸，都说这叫废物利用——总司令要作成买卖，法币、金圆券是行不通的，市面儿上除了些小吃食生意，多半儿只认huáng金、美钞的账了。”
傅作义听到这里，猛一分神，前后有那么极为短暂的三两秒钟时光，他忘了灯市口还有个他亟yù巴结笼络的李绶武——此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他悉心安排的赂网之中，恐难翻逃走遁——可是就在这游魂dàng魄的几秒钟里，他只觉青天白日刺目bī眼，反而乍兴昏暗无明之感，视野中的一切闪逝灭迹，瞳眸之中则尽是一片说赤红非赤红、说漆黑非漆黑的苍茫，于是脱口说道：“是要变天了罢？”
以上的三千两百字是我第六个失败的尝试。写到傅作义因日光bàoshe入眼而眩盲片刻的时候，我停下了笔，支颐长思，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自己：“小说里难道非得植入如此富于象征意义的片段不可吗？”
然而根据傅作义生前最后一次接见访客时的追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午后，的确发生过那样的一幕。
那一天，原本已成孤岛之势的长chūn为解放军攻陷，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dòng国率领六十余名卫队退守长chūn中央银行，苦战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郑dòng国被俘的时候身中三弹，脚下只有一只靴子。八天之后，长chūn解放军向南推进，直破铁岭。沈阳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当下哗变，总司令卫立煌、参谋长赵家骥和辽宁省主席王铁汉等人抢上一架飞机逃往葫芦岛。傅作义本人也没能撑持多少时日。他手下驻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上有五十万大军。然而战线拉得不算短，叫解放军琢磨了个分点截断的杀招、使出一套“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切割战术。这让傅作义麾下诸将弄不清敌人确实的数量、组织和运动方式。五十万大军的防线可谓柔肠寸断，在五十天之内终为解放军林彪、罗荣桓部各个击溃。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平津之役宣告结束，傅作义和中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余二十万残部接受改编，双方于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整在北平朝阳门前举行接防仪式。傅作义面朝正东，迎师而入，行军礼时眼前又是一阵眩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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