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带着十四万骑入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甚至连汉朝的回中宫也烧了，边境的烽火一刹那间红遍了长城内外，延伸到了汉朝著名的避暑离宫――甘泉宫。刘恒大惊，拜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等为将军，征发革车千乘、骑卒十万防守长安，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守北地、陇西、上郡三郡，并且想御驾亲征，群臣苦苦劝阻，刘恒不听，最后薄太后亲自出动，坚决阻止，刘恒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拜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和内史栾布为将军，征讨匈奴。老上单于在塞内烧杀抢掠了一个多月，才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班师回家了，汉朝的兵马慢腾腾地出塞佯装追击，终因实力不足，很快鸣金收兵，对匈奴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刘恒心里也很不痛快，匈奴人来汉地，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是在现在的民主国家，说不定政府就会倒台。好在那时通信不发达，老百姓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懂得什么叫民族耻辱，所以也无所谓。
虽然老百姓不在意，可是皇帝不能不在意，因为他是统治者，这是他的江山。对老百姓来说，谁来统治，都是一样的纳税交田赋，你刘恒比人家老上单于也未必强到哪里去。当然，以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老上单于统治会比刘恒统治更野蛮一点，因为游牧文明究竟比农耕文明落后，不上档次。刘恒当然也没有这么先进的思想，认为自己来统治中国，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先进文化，代表了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不定人家老上单于来统治中国，房价还会便宜一些，因为匈奴人是习惯住帐篷的。刘恒所忧虑的是，一旦匈奴杀进来，把自己俘获了，自己这个皇帝就当不成了。所以他整天闷闷不乐，却计不知所出。
这天，他坐着步辇经过郎署，也就是郎官们在未央宫内值班的地方，看见一个须发斑白的老头子在里面伏案工作，刘恒非常奇怪，这是哪来的老头子，这么老了还不退休，外面年轻便宜的壮劳力有的是，我有钱为什么雇这么老的人？（郎官都是自筹经费，不需要政府雇）三十五岁以上都不应该考虑才是。不过他究竟是领袖，不能那么势利，于是就下了步辇，走进去，亲切地问道：“父老，您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当郎官啊？老家在哪里啊？”
冯唐看见领袖发问，心里暖洋洋的，马上回答：“臣老家是赵国，从父亲那辈起徙居代国。汉朝建立后，又徙居安陵。”
刘恒更开心了，原来还是代国人，那可是自己当过王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啊，是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啊！刘恒感慨地说：“当年我当代王的时候，我手下的尚食监（掌管君王膳食的官吏）高祛经常对我谈到赵将李齐的贤明，说他在巨鹿大战的时候是何等的英勇，我每次吃饭时，听他提到李齐，身在食案之前，心却驰于巨鹿之下。父老您知道李齐这个人吗？”
冯唐笑了笑，道：“李齐固然不错，可是比起廉颇、李牧嘛，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
刘恒好奇道：“此话怎讲？”
冯唐道：“臣的祖父当年就是赵国的官帅将，和李牧关系很好；臣的父亲曾经当过代国的相国，和李齐关系也很好，所以臣当然很清楚他们各自的情况呀！”
刘恒大喜：“快给我讲讲。”
冯唐于是绘声绘色地给刘恒大讲特讲廉颇、李牧的事迹，刘恒听得意痴神迷，不由得猛拍自己的大腿，大呼小叫道：“嗟夫！可惜我不能得到廉颇、李斯为将军，否则，我还怕什么鸟匈奴？”
冯唐脱口发出惊叹的声音：“天啊！陛下就算有廉颇、李牧，也不会任用的！”
文帝正沉浸在自己的神往之中，听冯唐一说，勃然大怒，拔腿就走。过了很久，才慢慢消气，把冯唐召来，责备他道：“公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让我很没面子。公真要发脾气，不能找一个私人场合吗？”冯唐马上谢罪道：“粗鄙之人，不知道规矩。”
刘恒又问他：“公为什么说我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不会重用呢？”
冯唐道：“臣听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出征，临上路时，跪在地下帮将领推兵车，说：‘门以内，寡人管理；门以外，将军管理。有关军功爵位财帛赏赐的事宜，都由将军自己决定，回来再向寡人报告就行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臣的祖父曾告诉臣，李牧身为赵将，奉命防卫边塞，军中市场的租税本来是供主将私有的，他却全部用来犒赏士卒，也不用向赵王报告，所以李牧可以尽情展示他的才能，精选兵车三百乘，强弩射士一万三千骑，价值百金的士卒十万，最后才能北逐单于，东破东胡，西抗强秦，南斗韩、魏，那个时候，赵国威震天下，几乎建立霸业。后来赵迁被立为赵王，那个该死的下贱婢女生的儿子，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冤杀了李牧，让颜聚代替李牧为将，所以屡战屡败，终于被秦国击灭。如今臣听说魏尚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中部）太守，也是把本该当作私人收入的军市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而且还额外拿出私人的钱财，五天杀一次牛，犒劳宾客军吏舍人，所以匈奴闻之丧胆，不敢靠近云中边塞。曾经有一次匈奴人不知死活，冒险入侵，魏尚率领车骑进击，将他们大部分翦灭。他所率领的那些士卒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农夫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尺籍伍符（指记载军令、军功的簿籍和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之类的繁琐文书，一天到晚拼命打仗，斩首捕虏，把功劳报送到幕府（军中主帅办公地点），一句话写得不对，那些文法吏就会说违反了法律，将所有赏赐全部勾销。臣因此认为陛下的法律执行得过于苛刻，赏赐太轻，处罚太重。魏尚后来就是因为在功劳簿上多写了六个斩获的首级数，陛下就将他下狱，削夺了全部官爵，而且罚做苦役。从这点来看，现在即使有李牧这样的良将，陛下也不会重用。臣说话太直，不知道委婉忌讳，死罪死罪。”
冯唐的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汉朝已经开始尊重儒生，但是刘恒本质上喜欢的还是道家和法家之术，而商鞅、韩非子的法家之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信赏必罚”，也就是说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但是里面还包含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必须知道，那就是能不赏的尽量不赏，能罚的一定要罚，或者说“轻赏重罚”，“赏一罚十”，商鞅曾经说过，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它的理论基础和人类豢养猎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饱，就不好使唤了；如果狗不听话，不重重责打，狗也会不好使唤。换到人身上来，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皇帝那里，那么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个专制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汉武帝的时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之类，由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权，商人纷纷破产，政府财富迅速增加。当时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不能通过剥夺百姓的财富来建构一个虚假的强国。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太愚，他们不知道使百姓穷困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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