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的瓦解，使得汉中央集权君主制的成熟又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第10章 一代名将呕血亡
小章：第一集
景帝前元三年的七国之乱，表面上看是件坏事，但对长安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我们前面说过，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等到平定七国之乱后，长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东方，四年，刘启下诏，命令进入关中的各个关口比如函谷关、武关、临晋关等都加强防守，重新采用符传也就是通行证制度，凡是过关的人都需要持有符传。
所谓符传，乃是一种过关凭证，每个要去长安的平民，都要在当地政府登记，在竹简或者木牍上写上自己的姓名、性别、身高、肤色等等特征，然后剖成两半，一半由官府先行送往各个关口，另外一半由出行人本人带着，到了关口，守关士卒会调出另外一半，和出行人手持的一般拼合，如果拼合无间，则说明是良民，可以入关。出关的时候也必须拿着这个，否则会被关吏拘留。有些在长安犯事的人常常因为这个原因逃不出关口，被中央政府瓮中捉鳖。
符传这种方式是专制政府的一种典型统治方式，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不能随便行动，走到哪里，都有档案可查，毫无隐私。据说现在的朝鲜，一个人从自己所住的村子到别的村子去，都需要经过警察审批，可谓和中国古代的专制政府如出一辙。秦汉时候，函谷关是最著名的排查“奸民”的关口，秦朝统一之前，这个关口的类似功能就非常著名了。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著名贵族孟尝君田文有一次出使秦国，因为他名气大，秦昭王想把他留下来当自己的相国。有人劝秦昭王：“孟尝君贤良之名播于天下，确实不错。但他本身是齐国的公族，如果让他当秦国的相国，他一定会先考虑齐国的利益，这对秦国是个危害啊。”秦昭王一听有理，马上变脸，把孟尝君软禁起来，准备杀掉。
孟尝君让人去找秦昭王的宠姬帮忙，宠姬说：“我想要孟尝君的那件白狐裘。”孟尝君的确有一件白狐裘，价值千万，天下无双，但是一来秦国之后，就献给秦昭王了，哪里还有第二件？所以一筹莫展。
好在孟尝君以豢养门客而著称，不管什么人，只要来投奔他，他都来者不拒。他有块封地在薛，每年都有很多税收，养数千门客不在话下，最多时候就养了三千门客，声势煊赫。后世很多读书人都以他为榜样，元代严忠济《天净沙》曲里说：“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就是这个意思。这次跟从孟尝君来秦国的门客中有一个擅长偷盗的，自告奋勇要去偷回送给昭王的白狐裘，他晚上偷进王宫，学狗叫，骗过了侍卫，果真成功了。有了这件白狐裘，那宠姬果然在昭王面前吹枕头风，昭王色迷心窍，当即命令把孟尝君放了。
孟尝君马上收拾行装，伪造符传，连姓名也换了，驾车就跑，想逃回齐国。他们一行人马在夜半的时候来到函谷关，关门紧闭，根本出不去。而这时昭王的情欲已经得到了宣泄，脑子重新清醒（也许还发现自己那件白狐裘竟然出现在宠姬衣橱里），立刻派人打听孟尝君下落，发现已经潜逃，当即下令士卒乘坐传车去追赶孟尝君。此刻站在函谷关前的孟尝君也猜到昭王有可能后悔，在夜色中急得跳脚。这时随行门客中一个擅长学鸡叫的人就学了几声鸡叫，因为学得特别像，函谷关周围的鸡受到感染，全部叫了起来。那时没有钟表，守关的官吏听见鸡叫，稀里糊涂以为天亮了，当即开关验证放行。好在孟尝君等人的符传伪造得非常好，关吏们没有发现破绽。孟尝君一行出关才一顿饭的功夫，秦昭王派遣的追兵赶到，却已无可奈何。可见设置检验符传的关口，对于统治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火车站也经常有警察检验身份证，性质是一样的。
符传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式为“繻”，出行者不需要事先登记，只要拿着当地政府开的介绍信就可以了。武帝时有一个叫终军的人，他是济南人，以博学善辩闻名家乡，十八岁那年，因为学习成绩很棒，被录取到长安继续深造，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关吏验了他的介绍信，认定是良民，发给了他半截繻，也就是撕开的帛，终军问：“给我这个干什么？”关吏道：“等你哪天出关的时候，我们要检验这半截繻，合不上你就出不了关。”终军这个愤青当即激动地说：“什么？太小看人了。大丈夫西游进关，将来还要靠合繻出关，羞先人哩！”当即呸了两声，就把那半截繻给扔掉了。
终军到了长安，上书武帝，武帝很欣赏他，拜他为谒者给事中，大受宠幸。我们知道，谒者是宫禁内随身侍候皇帝的官吏，可以影响皇帝的决策，不是一般外廷官员可比。后来武帝派遣终军以谒者的身份持节巡行天下郡国，又经过函谷关，那些关吏还认识他，称赞道：“这就是那个扔掉繻的少年啊。”显然，因为终军持了皇帝颁发的节信，就代表着皇帝出关，谁敢去验问他的身份。就像我们现在的高级官员，专车接，专车送，哪个警察敢查他的身份证？中国的事情，别看隔了两千年，很多行事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文化传统，很光辉，很灿烂。
这种出关检验符传的制度，在文帝十二年已经废除，说明文帝比较大度，天下太平，不需要这么紧张戒严了。可是七国之乱后景帝又恢复了这个制度，说明景帝感觉局势仍很紧张，不得不多加防备。
在此之后，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打击诸侯王的势力，原先刘邦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和郡相等，王国内的官制和汉朝中央完全相似，其中太傅辅导国王，内史治理国民，中尉掌管武事，丞相统率众官，而且其中除了丞相和太傅是由汉朝中央派去的之外，其他官吏都由王国国王自己委派，诸侯王地位尊崇，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国内的行政权，只有兵权受到限制，没有中央颁发的虎符，他们不得擅自发兵。
不能发兵，按理说诸侯王就掀不起大浪。王国兵权有时还掌握在丞相手里，但由于丞相不是最高的行政首脑，在国王处于强势的时候，丞相的权力就会受到压制，反之亦然。当年齐王刘襄想发兵进攻吕氏，就被丞相发兵围住王宫，如果不是靠魏勃的计策，齐王根本就无能为力。而吴王刘濞想造反，先前汉朝派来的丞相袁盎对他服服帖帖，而一旦造反之日，马上把汉朝派去的官吏全部杀了，所以显然这种防范还远远不够。于是在景帝中元三年，刘启下令，首先省去了诸侯王内御史大夫这个官职，两年后，又再次下诏，诸侯王不再承担治理国家的任务，所有的官吏都由中央委派，“丞相”改称“相”，使它在名称上就低于中央朝廷的丞相，官印也由以前的金印改为银印，地位大大降低。省去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余像大夫、谒者、郎官等也减省成员，这么一来，诸侯王们是彻底阳痿了，基本上是再也不可能起兵造反了。他们实际上像一般平民富家地主一样，只能靠收税过日子，没有丝毫管理权力。如果封地大、收税多还好，日子还能过得比较排场；如果封地小、收税少，简直连一般商人还不如，贫穷的甚至只能坐得起牛车，一点面子都没有。要知道在西汉，牛车一般只是用来拉货的，人一般只乘马车。如果沦落到乘牛车的地步，就好像现在大学毕业十年后搞同学聚会，等你骑自行车到了聚会地点，发现门口停的是一色的轿车，根本就没有停自行车的场地，简直羞死人。西汉那时也是这样，你想，人家都是驾着高头大雄马拉的车而来，连一匹母马都没有，你却坐辆牛车，那不丢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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