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从李老通俗朴实的言语中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浓郁的武风和艰苦、纯洁、快乐的生活，感受到先贤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及高超的武学造诣，感受到李老尊师重道的赤子之心及高尚的武德修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李老将一生研修的尚派形意拳的许多细节和真谛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后学们，个中滋味请大家细细咀嚼品尝。
我相信李老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对尚派形意拳的弘扬和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同时，借此书出版之机，再次向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李仲轩前辈致以深深的敬意！
尚派形意拳后学：韩瑜
（尚云祥弟子韩伯言先生传人）
2006.9.28序于岱下
李仲轩自传
李仲轩（1915～2004），天津宁河县人，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弟子，因生于文化世家，青年时代武林名号为“二先生”，34岁退隐，遵守向尚云祥立下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晚年于《武魂》杂志发表系列文章，在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荣辱悲欢事勿追
我的父系在明朝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后来发明了“官话合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①，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留在国术馆做了杂役，呆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唐维禄的大弟子袁斌，他拿着鼻烟壶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
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弟张子兰②的传人，叫张鸿庆③。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叫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
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心情非常恶劣，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
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④，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呆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
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
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⑤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人生还，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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