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时到社的？当然是晚了些，为什么晚？问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你不是想出洋吗？”宛英提醒他。
余楠瞪出了眼睛：“你告诉他们了？”“我怎会告诉他们呢。”“那就由我说。我因为上海有大房子，我不愿意离开上海。我多年在上海办杂志，有我的地盘。这都表现我贪图享受，为名为利，要做人上人——这又联到我自小是神重……”余楠虽然没有像朱千里那样变成活鬼，却也面容憔悴，穿上蓝布制服，不复像猪八戒变的黄胖和尚——黄是更黄些，还带灰色，胖却不胖了，他足足减掉了三寸腰围，他比朱千里有自信，做检讨不是什么“咬咬牙”“拼一拼”，因为他自从到社以来，一贯表现良好，向来是最要求进步的。他自信政治嗅觉灵敏过人，政治水平高出一般，每次学习会上，他不是第一个开炮定调子，就是末一个做总结发言。这次他经过深刻反省，千稳万妥地写下检讨稿，再三斟酌，觉得无懈可击，群众一定会通过。他吩咐宛英准备点几好酒，做两个好菜。今晚吃一顿好晚饭慰劳自己。
那次到会的人不少，可算是不大不小的“中盆澡”。余楠不慌不忙，摆出厚貌深情的姿态，放出语重心长的声调，一步一步检讨，从小到大，由浅入深，每讲到痛心处，就略略停顿一下，好像是自己在胸口捶打一下。他万想不到检讨不一半，群众就打断了他。他们一声声的呵斥：“余楠！你这头狡猾的狐狸！”“余楠！你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密密，却拿些鸡毛蒜皮来搪塞！”“余楠休想蒙混过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余楠！你滑不过去！”“不准余楠捂盖子！”余楠觉得给人撕去了脸皮似的。冷风吹在肉上只是痛，该怎么表态都不知道了。
忽有人冷静地问：“余楠，能讲讲你为什么要卖五香花生豆儿吗？”余楠轰去了魂魄，张口结舌，心上只说：“完了，完了。”他回到家里，犹如梦魇未醒。宛英瞧他面无人色，忙为他斟上杯热茶。不料他接过来豁朗一声，把茶杯连茶摔在地下，砸得粉碎。他眼里出火说：“我就知道你是个糊涂蛋！群众来钓鱼，你就把鱼缸连水一起捧出来！”宛英说：“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只答应尽力帮助你。”“卖五香花生米谁说的？除了你还有谁？”宛英呆了一呆，思索着说：“你跟阿照说过吗？或者咱们说话，她在旁连听见了？”余楠立即冷下来——不是冷静而是浑身寒冷。他细细寻思，准是女儿把爸爸出卖给男朋友了。人家是解放军出身，能向着他吗？非我族类呀！
他忽然想到今晚要庆祝过关的事，忙问宛英：“阿照知道你今晚为我预备了酒菜吗？”宛英安慰他说：“不怕，只说我为你不吃不睡，哄你吃点子东西，补养精神。”余楠又急又怕，咬牙切齿地痛骂善保没良心，吃了他家的好饭好菜，却来揭他的底。他不知道该怪自己在姜敏面前自吹自擂闯下祸。可怜善保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姜敏怨恨他，说他是余楠选中的女婿，不但自己该站稳立场，还应该负责帮助余楠改造自我。她听过余楠的吹牛和卖弄，提出余楠有许多问题。他和余照都是一片真诚地投入运动，要帮助余楠改造思想。余楠却是一辈子也没有饶恕陈善保，他始终对“年轻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从来不忘记告诫朋友对“年轻人”务必保持警惕。善保终究没有成为他家的女婿，不过这是后话了。
余楠经宛英提醒，顿时彻骨寒冷。余照最近加入了青年团，和家里十分疏远。而且，余楠几乎忘了，他还有两个非常进步的儿子呢。卖五香花生的话，他们兄弟未必知道，可是他们知道些什么，他实在无从估计。
宛英亲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一滩茶水，两口子说话也放低了声音。可怜余楠在宛英面前都矮了半截。
第六章革命群众不断地号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别存心侥幸，观望徘徊，企图蒙混过关；应该勇敢地跳进水里，洗净垢污，加入人民的队伍；自外于人民就是自绝于人民，绝没有好结果。
杜丽琳虽然在大学里学习远远跟不上许彦成，在新社会却总比彦成抢前一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从不像彦成那样格格不吐，迟迟不前。她改不了的只是她那股子“帅”劲儿。她近来的打扮稍稍有改变：不穿裙于而穿西装长裤，披肩的长发也逐渐剪短。她早已添置了两套制服，只是不好意思穿。帮助他“洗澡”的小组有一位和善的女同志，曾提问：“为什么杜光生叫人不敢接近？”“为什么杜先生和我们中间总存着一些距离？”丽琳立即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把簇新的制服用热肥皂水泡上两次，看似穿旧的，穿上自在些。小组的同志说她有进步，希望她表里如一。她们听过她的初步检讨，提了些意见，就让她当众“洗澡”。
丽琳郑重其事，写了个稿子，先请彦成听她念一遍，再给帮助她的小组看。
彦成听了她的开头：“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么责任。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不割掉，会危害人民。”彦成咬着嘴唇忍笑。
丽琳生气说：“笑什么？这是真心话。”“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这个”大毒瘤“和朱千里的”丑恶的妖魔“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一样。”“不一样，至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都是夸张的比喻呀！”“那么，我该怎么说呢？”彦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叹口气说：“大概我也得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不能独出心裁。”“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她继续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彦成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投奔光明“。”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人家耐烦听吗？”彦成有点儿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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