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任之约略叙说文学研究社怎样从国学专修社脱胎发展，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余楠一只耳朵听讲，两只眼睛四处溜达。他曾听了宝桂说，社里最标致的还数姚小姐，尽管这几年来太辛苦，不像从前那样娇滴滴的了。余楠到图书室去过多次，从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难道姚小姐比“标准美人”还美？他眼光一路扫去，一个女同志眉眼略似他的胡小姐，梳着两极小辫儿，身体很丰满，只管和旁边一个粉面小生式的人交头接耳，一面遮着脸吃吃地笑，一面用肩膀撞旁边的“小生”。难道她是姚小姐吗？那边还有个穿鹅黄色的毛衣的年轻姑娘，白白的圆脸，一双亮汪汪的眼睛，余楠认识她，是上海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姜敏。两侧椅上挤坐着好些穿制服的。余楠不敢回过头去。他自信美人逃不过他的眼睛，可是他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
马任之简短地结束了他的开场白。他很实际他说，俗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文学研究社还只是蛋里没有孵出来的麻雀呢。有一位贵宾风趣地插话，说文学研究社是个“鸵鸟蛋”，或者可称“凤凰蛋”，凤凰就是大鹏鸟。
一位首长在众人笑声中起立，接着“凤凰蛋”谈了他的期望，随即转入正题，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齐心协力，为新中国的文化做出贡献，为全人类做出贡献。他说：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文武两条战线同样重要，而要促使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促使全世界人民同心协力，笔杆子比枪杆子的力量更大。
余楠觉得这倒是自己从未想过的，听了大为兴奋，并觉得老共产党员确像人家说的那样，像陈年老酒，味醇而厚。他忘掉了“最标致的小姐”，正襟危坐，倾听讲话。
丁宝桂却在伤感。这间会议室是他从前常来喝茶聊天的办公室。姚謇突然倒地，就在这间屋里——就在他目前坐着的地方。那时候姚謇才五十五岁。姚太太和他同岁，看来还很年轻很漂亮呢，现在却成了残废，虽然口眼不复歪斜，半边脸究竟呆木了，手不能弹琴，一只脚也瘸了。姚小姐当年是多么娇贵的小姐呀，却没能上完大学，当了一名图书室的职员，好好一门亲事也吹了。马任之那时候不过是姚謇的助手，连个副社长都不是，现在一跃而当了社长！那时候，他和丁宝桂最谈得投机。丁宝桂常常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罢课。另两位老先生谈到政治都有顾忌，只有马任之和他一吹一唱地骂。丁宝桂听说马任之当了社长，方知他原来是个地下党员，不觉骇然，见了马任之又窘又怕，忍不住埋怨说：“任之兄，你太不够朋友了。我说话没遮拦，你也不言语一声，老让我当着和尚骂贼秃。”他说完马上后悔失言，心想糟糕，马任之尽管不拿架子，他究竟是社长了呀，怎么还把他当作姚謇的助手呢！马任之只哈哈大笑说：“共产党不怕骂。你有什么意见，尽管直说，别有顾虑。”他还邀请丁宝桂到文学研究社来当研究员。据丁宝桂了解，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呢，他原先不过是个副教授，哪有不乐意的。马任之对他还是老样儿，有时也和他商量事情（例如聘请余楠的事）。丁宝桂渐渐忘了自己原是反共老手，而多少以元老自居了。他的好饭碗是共产党给的，他当然感谢。只是想到去世的姚謇音和他的寡妇孤儿，不免凄恻。
他看见姚宓坐在沿墙的后排，和王正在一起。几个年轻人可能都是对她有意思的，也坐在近处。她在做记录，正凝神听讲。忽然她眼睛一亮，好像和谁打了一个无线电，立即低头继续写她的笔记。“呀！”丁宝桂别的事糊涂，对这种事却特别灵敏，“姚小姐不是随便给人打”无线电“的女孩子，她给谁打”无线电“呀？”他四顾寻找。坐在面南一排的余楠一脸严肃，他当然看不见后排的人。他旁边的许彦成呆呆地注视着他的“标准美人”。俊俏的河马夫人已经停止抽烟，和女作家仍挤坐在一处。那个粉面“小生”在打瞌睡。他一路看过去，都是他还不知姓名的中青年，看来并没有出色的人物。谁呢？丁宝桂未及侦察出任何线索，首长的讲话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来宾的自由发言也完了。傅今站起来请大家别动，先让来宾退席。他通知全体人员下星期开会谈谈体会。
文学研究社就此正式成立了。
第五章我国有句老话：“写字是”出面宝“”。凭你的字写得怎样，人家就断定你是何等人。在新中国，“发言”是“出面宝”。人家听了你的发言，就断定你是何等人。
傅今召集的会未经精心布置，没有分组，只好仍在会议室举行。许多人济济一堂，彼此相熟的中青年或政治水平较高的干部就不发言了，专听几位专家先生发表高论。负责政治工作的范凡不肯主持这个会，只坐在一隅，洗耳旁听。
傅今坐在长桌面南的正中做主席。他是个广颡高鼻，两耳外招的大高个儿，虽然眼睛小，下巴颏儿也往里缩，他总觉得自己的耳鼻太张扬，个儿也太高，所以常带些伛背，做主席也喜欢坐着。姚宓坐在他对面做记录。她到社较早，记得快，字又写得好，记录照例是她的事。
经过一番冷场，傅今点了余楠的名。余楠显然是早有准备的。他从自己听了首长的讲话如何受到鼓舞谈起，直谈到今后要发挥一技之长，和同志们同心协力，尽量做出贡献，他谈得空洞些，却还全面，而且慷慨激昂，因为他确信自己是爱上了社会主义，好比他确信自己决不抛充宛英一样。可惜他乡音大重，许多人听不大懂。那位居住法国多年的朱千里接着谈。他说同意余楠先生的话，接下就谈他几十年寒窗，又谈到他的种种牢骚，海阔天空，不知扯到了哪里去，也不知谈的是什么，许彦成但愿他把时间谈完，自己得以豁免。准知朱先生忽然咳两声说：“扯得远了，就到这里吧。”大家舒了一口气。许彦成生怕傅今点他的名，只顾低着头。他觉得这种发言像小学生答课题。答得对，像余楠那样，他也觉得不好意思。答得不在点儿上，当然更可笑了。首长的话他不是没有仔细听；他还仔细想过，感慨很多。可是从何说起呢？在这个会上谈也不是场合。杜丽琳这次开会还是坐在许彦成对面，瞧他低着头不肯开日，就大大方方地接着谈了几点“粗浅的体会”，内容和余楠的相仿，只是口齿清楚，层次分明，而且简简短短。大家对这位十足的“资产阶级女性”稍稍刮目相看。许彦成看见傅今眼睛盯着他，对他频频点头，知道逃不过了。可是这一套正确的话又让杜丽琳说过一遍了，他怎么再重复呢？
他平日常在图书室翻书，又常和年轻同事们下棋打球，大家觉得他平易近人，和他比较熟；又因为他爱说笑，以为他一定会“发”一个很妙的“言”。谁知他只蚊子哼哼一般，嗡嗡地自己对自己说了一串话。大家带着好意并好奇，齐声嚷：“听不见！”他急得抬头向着人家，结结巴巴吐出几句怪话来。他说：“人、人、人类从从有历、历、历史以来，只是互相残、残、残杀，怎么能同、同、同心协、协、协力呢！谁都觉得自己的理是唯一的真、真、真理……”他说不下去，就把手心当擦脸的毛巾那样在脸上抹了一把。大家都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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