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终于尖叫了一声，随后她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不知道死气沉沉的家里为什么突然发生了这场变故。
箫记得出事的第二天她仍然去上学了。那天有体育课，跳小山羊。箫怎么也跳不过去，脑子里总想着夜里发生的事。她看见娴出现在操场那一端，娴提着草编挎包朝箫招手。箫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着她。
跟我去铁路口。他卧轨了。娴说。
箫的脸色发白。她僵立着说不出话。
他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干这种下流事。他这是自食其果。
娴说。
箫跟着娴赶到铁路道口，邹杰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铁轨上有一大滩血，在阳光下呈现出奇怪的紫色。风吹动路上的灌木丛和杂草，箫凝视着那滩血，浑身颤抖。她感到一切都如在梦里。
芝坐在枕木堆上，她双手捧着一只被血溅红的解放鞋。邹杰的丧生使芝的精神有所缓和。芝对着鞋子说了许多话。
邹杰，你不该和我结婚。芝说。
邹杰，我不该吓你。我说要去告你，我其实是吓你的，你是个大男人，为什么就害怕了？芝说。
箫站在风中。一列黑色的货车从她的身边轰隆隆地疾驰而过。箫注视着那列货车远去，最后消失在天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三个女人站在铁路上面对那滩紫色的血。这是１９７２年的一天，箫十四岁，箫十四岁的时候开始成熟了。
箫十六岁那年自愿报名去了农场插队。箫本来可以留在城里，但她一心想离开芝和娴，还有红旗照相馆楼上的阴暗潮湿的家。这是她早就酝酿过的。箫的选择充满了时代意识，因而受到了普遍的赞誉。箫自愿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通讯报道发表在１９７４年的《解放日报》
上，与当年芝在水泥工地上的照片刊登时间相隔十六年。
箫去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她陷入困境之中。在苏北荒凉的盐碱地上，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远远超出了箫的想像范围。箫在水田里插秧时觉得自己像一只迷途的小狗，她的纤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农场生活。箫想回家，但家已经变得模糊而遥不可及了。许多个夜晚，箫在茅棚里听见大风吹过苏北贫困的原野，她想着红旗照相馆楼上的家，想着芝和娴的脸，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箫感到一种真正的孤单和恐惧。
箫下定决心回城。她采用了一个女友传授给她的病退方法，用冰块在膝盖上长期摩擦。
女友说，咬咬牙，坚持一个月你去医院，医生就会诊断你有关节炎了。１９７６年冬天，箫抱着一块冰躲进农场简易漏顶的厕所，她仰望芦席棚顶上露出的灰暗天空，用冰摩擦着双膝。箫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对自己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箫后来拖着两条僵硬的腿返回城市。她真的患上了可怕的风湿性关节炎。在肮脏拥挤的乡村公共汽车上，箫坐在她的简单的被包上想像回城后的生活。她感到一片茫然。当车窗外的田野农舍最后消逝时，她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时光已经提前耗费光了。
箫的经历与她的同时代人基本相似。后来她一直在一家综合菜场的猪肉柜台上卖肉。对于这门职业箫没有嫌弃之心，她有思想准备。与箫前后病退回城的知青觅得的工作五花八门，有剃头的，炸油条的，烧锅炉的，还有一个女孩去殡仪馆当了化妆师。他们对箫说，你算是有福气的，卖肉这行当不错。箫说：我知足，你们以后买肉都来找我吧。
初上猪肉柜台的那几天里，箫老是从自己的衣服上闻到生猪肉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像植物一样在她的指甲、头发和鼻孔里生长，挥之不去。箫每天都去对面的公共浴室洗澡，但也无济于事。她没有办法了。随它去吧。箫想猪肉味总比农场生活易于忍受一些。箫后来就不去洗澡了，不去洗澡也就过来了。箫从中总结了对付生活的无为而治的新经验。
箫回城后发现芝的忧郁症病状日趋严重。芝终日坐在背光的窗前，手捧亡夫留下的一只解放鞋喃喃自语。每逢星期三的上午她离家出门，去铁路道口祭奠邹杰的亡灵。箫知道星期三是邹杰的忌日。想起邹杰她的心中就有一种浮冰的凉意。箫不希望留存邹杰的任何记忆，但她始终无法忘记十四岁那年的重大事件。邹杰留在铁轨上的那滩紫色污血在十年以后仍然散发着悲怆的气息。
箫的男朋友小杜有一天在铁路道口看见了芝，芝对亡夫的刻骨铭心的眷恋使他颇为感动，同时他也担心芝的安全，第二天小杜与箫在公园约会时提及此事，他发现箫的反应极为平淡。
你别让她去铁道口了。那里很危险。小杜说。
她有病。她要去，我有什么办法？箫说。我不管她。
你应该管管。虽然她不是你亲生母亲，但也是养母。你不管谁管她？
我不记得她是怎么养我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所以我不领谁的情。箫低下头咬着嘴唇说。
小杜看见箫的眼圈有点发红，他知道箫对她家的事是讳莫如深的。但是好奇感促使小杜紧追不舍，他谈了一会儿闲话，突然又问，箫，你的养父是怎么死的箫沉默不语。她转过脸看着别处，过了好一会儿说，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些？这跟我们的事有什么关系？
小杜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要不想说就不说。
那天箫借口上厕所不辞而别离开了公园。箫和小杜的约会经常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许多次不欢而散，然后又再次见面。他们的恋爱不冷不热地持续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不想轻易地放弃对方。小杜三十一岁了，是同济大学毕业生，想结婚但没有房子，而箫也二十八岁了，箫是个卖猪肉的营业员，她在红旗照相馆的楼上有永远的房产继承权。
他们都逾越了浪漫年龄，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箫和小杜准备登记结婚的前夕开始着手处理养母芝的问题。箫为此调休一天，专程去芝以前工作的水泥厂商量。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送芝去精神病院的要求。水泥厂方面很吃惊，他们说，为什么要去那里？芝的病很轻，完全可以在家里调养。箫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她经常去铁路道口，出了事怎么办？谁负这个责任？水泥厂方面说，你是她女儿，你当然有责任照顾她。再说她病休二十几年，厂里付的医药费已经够多了，住院的费用是付不出了。箫说，你们不肯付难道让我付吗？我一个月八十元工资，还要准备结婚，我拿什么付？箫说着说着就哭起来，许多伤心事一齐袭上心头，箫最后已是泣不成声。水泥厂方面因而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将芝送到郊外的精神病疗养院去。
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上午，箫提着网兜和一口皮箱把芝送上了吉普车。芝一手抱着她最钟爱的红色康乃馨花束，一手抱看亡夫留下的解放鞋走上汽车。她没有作任何反抗，箫看了看芝的宁静木然的脸，轻声劝慰说，去吧，养好了病我再接你回家。
箫结婚的时候，娴已经瘫痪在床上了。箫和小杜的新婚之夜，娴不停地用棍子敲打墙壁，这让小杜感到非常扫兴，他说，她想干什么？箫说，可能又想吃东西了，别理她。她一天到晚躺着，光想吃。小杜说，老这样敲不是办法，你去看看她吧。箫说，不去，让她敲，她存心不让人安静，我恨死她了。小杜无奈地听着墙壁上的反弹声，他说，这样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睡？你不肯去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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