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嗝的那个大饥馑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碰一下我爸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我爸爸和大家一块儿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出撕裂般的声响。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一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地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撇嘴，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第二部分 11.心理医生在吗（26）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一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地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碧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儿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逸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那些记录。谁会需要那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第二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27）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了。你必须爱拉赫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含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马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琛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犟？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我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
第二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28）
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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