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竟在哪里。
地上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是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有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掴人一个耳光，仅仅是为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卡，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第三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42）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
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的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髋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问：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着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愤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于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
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因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伏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嘛！
第三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43）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
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地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趣味低下"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一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样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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