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汽车越过了一座座桥梁、一道道铁轨，穿过了一个个货栈，驶过了一条条尽是意大利商店的街道，最后停在一条小径的一角。小径散发着焚烧的纸味，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也透溢着一股贫穷的气味。司机指了指一堵架着个木阳台的砖墙：“就在这儿。”我沿着一排栅栏走去。左侧有一家小酒馆，挂着灯火熄灭的红字招牌：斯希尔茨；右侧贴着一张硕大的广告画，画上画着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合家笑盈盈地嗅着一盘麦片粥。一座木楼梯下，放着一个垃圾桶，正冒着热气。我登上楼梯。在阳台上，我发现了一扇玻璃门，遮着一块黄颜色的帘子：肯定就在里边。可突然间，我感到惶恐不安。富有总是包含公开的成分，然而一种贫困的生活，却是隐秘的。我感到去敲这扇玻璃门似乎有失礼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望着这一堵堵砖墙，靠墙搭着千篇一律的楼梯和灰不溜秋的阳台；透过层顶，我瞥见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东西，呈红、白颜色：原来是只大储气罐；脚下有一块四方形的土地，光秃秃的，中间长着一棵黑黝黝的树，还有一架蓝色风翼的小风车。一列火车在远处驶过，阳台直晃。我叩响了门，看见走出一位相当年轻、高大的男子，他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绷得直挺挺的，他惊奇地打量了我一番。
“您真找到我的住处了？”
“我看是的。”
黄颜色的厨房里，正中摆着一只黑炉子，正呼呼地在烧；铺着地漆布的地面上堆满了旧报纸。我发现里边没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着那堆纸张说：“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没有打扰您。”
“噢，不。”他一副尴尬的神态，笔直地站立在我的面前，“您为什么不愿让我去旅馆接您呢？”
“那是个可怖的地方。”
布洛甘的嘴上终于显出了微笑：“那可是芝加哥最美的旅馆。”
“问题就在这里。地毯、鲜花、旅客、音乐，一切都太过分了。”
布洛甘唇边的微笑悄悄爬上了他的双眸：
“请往这边走。”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墨西哥毯子和一幅梵·高的《椅子》，然后是书、电唱机和打字机。这间房子不像是冒牌艺术家的寓所，也不像是美国人理想的典型住家。生活在此，该很惬意吧。我激动地说：
“在您这里感到挺舒服的。”
“您觉得？”布洛甘用目光扫视着四壁。“这儿不大。”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他急促地说：“您不愿意把大衣脱了吗？来杯咖啡怎么样？我有些法国唱片，您喜欢听吗？听夏尔·特莱纳的？”
无疑是因为那只呼呼在烧的大炉子或因为被2月冰冷的太阳染成金色的布帘上那棵瑟瑟战栗的黑树的影子，我遂起了一个念头：“要是坐在墨西哥毯子上度过这个白天倒是挺美妙的。”可是我给布洛甘打电话是为了参观芝加哥。我狠了狠心说：
“我想看看芝加哥城，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芝加哥大着呢。”
“领我看看其中的一角吧。”
他摸了摸皮夹克，声音不安地说：“我有必要换一下装吗？”
“想到哪里去了！我就讨厌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激烈地辩解道：
“我这一辈子从未穿过硬领的衣服……”
我们的微笑第一次相遇了，可他似乎还没有放下心来：
“您不想看看屠宰场吧？”
“不。咱们到街上去随便走走。”
街巷很多，一条条都很相似，两旁尽是破旧的木屋和一块块极力想模仿郊区小园子的空地。我们也游览了几条大街，街道笔直，死气沉沉，到处都是冷飕飕的。布洛甘不安地触摸着双耳：“这耳朵已经硬邦邦的了，就要冻成两截了。”
我对他顿起怜悯之心。“我们到哪家酒吧去暖暖身子吧。”
我们俩走进了一家酒吧。布洛甘要了姜汁酒，我点了美国威士忌。当我们走出门外时，天还是那么冷。我们又进了另一家酒吧，开始闲聊起来。他曾在登陆战后在阿登省的一个军营里呆过几个月，于是就法国、战争、占领时期和巴黎向我问了一大堆问题。我也向他提问。他对有人听他说话似乎感到十分幸福，可要讲述自己的情况却又感到不好意思。开始时，他迟疑不决地一句句往外掏，可很快滔滔不绝地向我道来，话中倾注着几分热情，我每听到一句话就仿佛感到领受了一份礼物。他出生在芝加哥城南一家食品杂货店主的家庭，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芬兰人，母亲是个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大危机时期，他正好二十岁，经常躲进货车的车厢在美国到处闯荡。他当过小贩，洗过餐具，做过跑堂，还干过按摩，当过挖土工、泥瓦匠、售货员，迫不得已时也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在亚利桑那州那家他洗过餐具的偏僻的驿站里，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被一家左派杂志发表了。于是他又写了另一些小说。自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之后，他一直靠一家出版商给他发的一笔年金维持生活。
“我很想读一读这部书。”我说。
“下一部将更好。”
“可这一部已经写成了。”
布洛甘一副困惑的神色审视着我：“您真的想读？”
“对，真的。”
他站起身，向厅堂深处的电话机走去。三分钟后他回到桌上说道：“那部书将在今天晚饭前送到您的旅馆。”
“噢！谢谢！”我热烈地说。
他一举一动都富有活力，因此而触动了我。正是他这种自然的姿态马上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他不知道那些客套话，那些礼节、礼貌。他那些亲切的举动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仿佛是柔情的创新。首先，我为与这位有血有肉的传统的美国典型——自立的左派作家相遇感到欣喜。现在，我感兴趣的是布洛甘，通过他的叙述，可以感觉到他并不认为对生活拥有任何权利，然而他向来具有强烈的生活欲望。这种交织着谦逊和热望的脾性真惹我喜欢。
“您是怎么冒出写作念头的？”我问道。
“我生就喜欢那种印成铅字的纸头，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用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搞了一种报纸。”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他思索片刻：“我熟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我渴望给每个人展示其他人的真实面目。人们撒谎何其多。”他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岁时，我终于明白了大家都对我撒谎，这使我极为愤怒，我以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开始写作并继续写下去……”
“您还一直气愤吗？”
“或多或少有点儿。”他有所保留地微微一笑。
“您不搞政治吗？”我问。
“我做些细微的小事。”
简言之，他与罗贝尔和亨利的处境相差无几，然而他异常镇静，泰然处之。写作，在电台发表讲话，偶尔在群众集会上谴责某些流弊，这着实使他满足。有人已经跟我说过：这儿的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地生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绝对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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