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等等再说，你不责备我吗？”罗贝尔问。
“我？一点儿也不。”
“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认为那些集中营与我无关，那你就错了。”
“恰恰相反。”我说，“我今天才意识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忧虑不安，这真不该。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们都在变化，都会有个头，说到底谁都会死的：一了百了。”
“啊，这只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法。”罗贝尔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除非问题本身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我补充道，“当人们认定生命才是真实的，那死亡的念头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罗贝尔摇摇头：“两者有差别。人们是用活着来证明他所选择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他就应该自杀。实际上，自杀也决不拥有这种意义。”
“人们继续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糊涂和怯懦。”我说，“这样活着最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首先，自杀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罗贝尔说，“再者，继续活着，决不仅仅是继续呼吸。谁也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你有你之爱，你也有你所恨，你愤慨，你赞美，这就要求你承认生命的价值。”他轻轻一笑，“我是安宁的。我们就集中营，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争论。面对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实，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你便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之中去，但是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有作答。显然，我明天又会讨论许多东西，但是，这就证明了他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显得无关紧要了吗？倘若如此，我也许会又重新开始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个周六，纳迪娜和朗贝尔来到了圣马丁。他们俩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饭时，纳迪娜没有开口说话。朗贝尔两天后就要去德国调查苏联管辖区内的集中营的事情。罗贝尔和他一致避免谈及问题的实质，但却热烈地商谈着调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时，纳迪娜发作开了：
“这件事情纯属荒诞！那些集中营当然存在。这可耻，但也必不可少：社会就是如此嘛，谁也无能为力！”
“你总是轻易表态！”朗贝尔责备地瞪了她一眼，“摆脱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总不表态！”纳迪娜挑衅地说，“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对苏联有坏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显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多好。”
他一耸肩膀，当时没有答腔，可夜里他们俩准在小屋里吵过了。第二天，纳迪娜带着一本书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书却一页也没有读。找她说话也是白搭：她对我爱搭不理。晚上，朗贝尔在花园里叫她，她动也没有动一下，朗贝尔便进了屋：
“纳迪娜，该走了。”
“我不走了。”她说，“我只要明天上午10时到《警觉》杂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诉过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见一些人。”
“那就去见呗。这你又用不着我。”
“纳迪娜，别发蠢了！”他不耐烦地说，“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呆一个小时。我们说定一起去中国餐馆的。”
“我改变主意了，你也有过吧。”纳迪娜说，“我呆在这儿。”
“这是我行前我们最后一个夜晚了。”朗贝尔说。
“这是你自找的！”她说。
“那好，明天见。”他粗声粗气地说。
“明天我忙着呢。等你回来见。”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远别见。”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关门而去。纳迪娜看了我一眼，也开始嚷叫了起来：“千万别骂我错了，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啥，那跟我无关。”
“我还没有张嘴呢。”
“让他去游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说道，“但是在决定之前，他也该听听我的意见呀，我恨别人撒谎。这次调查没那么急，他还不如当面对我说：我想一个人呆着。因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他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为他那亲爱的爸爸哭泣。”
“这很正常。”我说。
“正常？他父亲是个老混账。首先，他本来就不该与他重归于好；如今又像个小孩似地为他哭泣。他哭时真流着泪，我看见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说道。
“那又怎么了？这并不羞耻。”
“我认识的男子中没有一个会这样落泪。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说他家老头儿是被别人故意害死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我说。
她脸霍地发红：
“不可能害朗贝尔父亲！真荒唐！”她说。
吃罢晚饭，她到野外游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饭时才又照面。她一副责备而又贪婪的神态，把刘易斯的第一封信递给了我。
“有一封美利坚的来信。”她又添了一句：“从芝加哥来的。”她边说边用两只眼睛紧紧地打量着我。
“谢谢。”
“你不拆开？”
“没什么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边，喝茶时尽量不让自己的手颤抖。我就像刘易斯第一次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时，难以支撑这具散架的躯体。罗贝尔前来救助，他给纳迪娜提出许多有关《警觉》杂志的问题，直到我找到了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手指是多么的笨拙，拆信时，把里边的那页黄颜色的信纸也撕破了。刘易斯就要神奇地从这页信纸中出现，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写得欢快、客气但空洞，我一时惊愕地凝望着信末的签名，它就像一块墓石般残酷无情，即使读上百遍，把它读烂了，我也无法从中挤出一句新的话语，挤出一个微笑、一个亲吻，我尽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页空纸。刘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继续生活，没有我他也仍然在继续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着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树木，终于明白了我的痛苦只不过刚刚开始。仍旧那般沉寂，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种沉寂将永远持续下去。一旦我们的躯体不再接触，我们的目光不再汇合，我们俩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们的过去已经忘却，我们的未来已经消失，周围的人们讲的已经不是共同的语言，连钟声也在讥笑我们：这儿是阳光闪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间里是沉寂的黑夜，我们再也不能相约，哪怕相见在苍天。不，他和我之间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间的这阵阵呜咽。可连这呜咽声我也在尽力抑制。
幸亏波尔来电话，让我这天去看她。也许在分担她的忧伤的同时，我最终能忘却自己的悲伤？我坐在公共汽车里，身边挨着纳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计着什么。我暗暗地自问：最终会习惯吗？我会适应吧？我在巴黎的街头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男人，他们都和刘易斯一样长着两只胳膊、两条大腿，可绝没有他那样的脸庞。天底下的男人那么多，可却没有一个与他那么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条条，可却没有一条通向他的怀抱；爱情的话语何其丰富，可却没有一句向我倾吐，这真不可思议。温馨与幸福的希望随处都从我身边轻轻掠过，但那春日的温柔却从未潜入我的躯体。我慢慢地沿着河畔走去。我回家不久，波尔曾作了巨大努力来到我家中，快乐地收下了我从美利坚带回来的礼物，可是她在听我的所见所闻，回答我的提问时却仍旧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回来后尚未去过她家，可我惊诧地发现这大街小巷就像波尔一样，仍旧是那么熟悉。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没有变化！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仍旧是以前的那些招牌：“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拴在窗台栏杆上的那只小猴子也仍旧在剥花生吃。一个流浪汉坐在石阶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身边的一捆破衣烂裳。当我推开大门时，门仍旧撞在一只垃圾桶上，连地毯上的每一个窟窿也原封不动。耳边响起一阵久久不断的电话铃声，波尔裹着一件有些褶皱的丝质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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