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做梦！”迪布勒伊鄙夷地说。
“听着，”亨利气愤地说，“您一直认为我们可以对共产党人施加某些压力，这也是我们运动的意义所在。现在机会来了，可以一试，要么永远一事无成。哪怕我们只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也必须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耸肩膀：“如果我们发起这场运动，那我们就剥夺了与共产党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们会把我们列为反共分子，而且他们这样做也没有错。您知道，”迪布勒伊继续说：“我们尽力担任的角色，就是一个少数反对派的角色，从外部看与党派无关，但实际上与它有着联系。如果我们号召多数派起来反对共产党，不管反对它哪一点那就不仅仅是反对了，而是公开与他们交战，因此便变换了阵营，他们也就有权利把我们视作叛徒。”
亨利打量着迪布勒伊。如果他也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那他也不会不这么说。迪布勒伊极力反对，这证实了亨利的想法：倘若共产党人希望左派保持中立，这就证明了左派对共产党人是有钳制力量的，因而也就表明了左派的介入很有可能获得成功。“简言之，”他说，“您为了保持将来哪一天对共产党人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便拒绝眼下已经出现的机会。我们被允许充当的反对派角色，只能在毫无作用可起的限度内去担当，那么，我决不接受这一角色。”他声音坚定地补充道：“一想到共产党人就会对我们大骂特骂，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比您更好受，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们别无选择。”他一挥手挡住了迪布勒伊，在他一吐为快之前，不能让迪布勒伊说话。“要作非共产党人，这就意味着某种东西，要么就毫无意义。倘若这毫无意义，那就干脆成为共产党人，或者干脆回家种菜去。倘若这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意味着承担某些义务，其中一条就是要在必要的时刻，善于与共产党人斗争。一味地容忍他们，而又不干脆与他们联合，这选择的是最简单的精神安慰，是怯懦的表现。”
迪布勒伊满脸不耐烦地敲击着吸墨水纸的垫板。
“这是纯主观的动机，与我毫不相干。”他说道，“我只对自己行动的结果感兴趣，而不在乎给我何种形象。”
“这不是形象问题……”
“当然是。”迪布勒伊粗暴地说道，“问题的实质在于您讨厌给人造成害怕共产党人的印象……”
亨利变得生硬起来：“一味地受共产党人的恫吓，我确实感到讨厌：这与我们两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矛盾的。”
迪布勒伊继续敲击着垫板，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亨利冷冷地接着说：“真奇怪，您就这样讨论问题。我真想问问您为何那么害怕惹共产党人不高兴。”
“让他们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才不在乎呢。”迪布勒伊说，“我不愿发起反苏运动，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这样做是犯罪。”
“我认为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对集中营的斗争才是犯罪呢。”亨利说。他接着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是您真的参加了共产党，那我对您的态度就可更好地理解：一个共产党员嘛，我甚至想他都可否认集中营的存在，或者干脆维护其存在。”
“我告诉您我没有参加。”迪布勒伊气呼呼地说，“您还不够吗？”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亨利心想，“我还不够。这并不妨碍迪布勒伊不知廉耻地对我撒谎，他已经撒过谎了。主观动机他才不在乎呢。这一次我决不上他的当。”他忌恨地想。
迪布勒伊继续默默地来回踱步。他是否感觉到了亨利的怀疑？或只是亨利极力反对让他生气了？他似乎难以自己。“那么，只有召集委员会会议了。”他说，“委员会的决定会对我们的是非有个评价的。”
“他们全都会拥护您，您心里完全清楚！”亨利说。
“要是您的理由正确，定会说服他们的。”迪布勒伊说。
“算了吧！夏尔利埃和梅里戈总是跟着您投票，勒诺瓦嘛已经在共产党人脚下。他们的意见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那怎么样？您要一意孤行，违反委员会的决定？”迪布勒伊问道。
“在必要的情况下，是的。”
“是恫吓吧？”迪布勒伊声音失真地问：“要么任您自由行事，要么《希望报》就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是这意思吧？”
“您知道如果决裂意味着什么吧？”迪布勒伊问。他的面色发白，和他的声音一般异常。“这意味着革命解放联合会垮台。《希望报》也就进入了反共阵营。”
“目前，革命解放联合会等于零。”亨利说，“《希望报》决不会变成反共派，请相信我。”
他们一时默默地相互打量着。
“我立即召集委员会开会。”迪布勒伊最后说，“若委员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公开对您进行批评。”
“它准会同意的。”亨利说道，向门口走去：“批评我吧，我会对你们作出回答的。”
“你再考虑考虑。”迪布勒伊说，“您要采取的行动，叫做背叛。”
“早就全部考虑过了。”亨利说。
他穿过前门，关门离去。也许他从今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
斯克利亚西纳和萨玛泽尔在报社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满意心情。可当亨利对他们宣布他决定不受任何干扰，亲自撰写有关集中营的文章时，他们有些失望。亨利态度强硬，要么他自己写，要么就算了。斯克利亚西纳还试图讨价还价，可萨玛泽尔很快说服了他。亨利遂动手撰写文章。他以材料为依据，大致描述了苏联的惩戒制度，强调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丑恶实质，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地指出了，一方面苏联的错误绝对不能当作社会主义弊端的借口，另一方面，集中营的存在，这要谴责的是某种政策，而不是整个制度。在一个遭受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国家里，这些集中营无疑代表着一种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人们有权利希望这些集中营能消灭。因此，所有把苏联看作希望的化身的人们和共产党员本身都必须行动起来，使集中营得以取消。公开集中营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局面有所改变，正是为此，亨利才勇于执言。保持沉默是一种失败主义和怯懦的表现。
文章在第二天早上发表了。朗贝尔表示极为不满，亨利感到编辑部里争论激烈。晚上，一位特派员送来了斯克利亚西纳的信，革命解放联合会开除了佩隆和萨玛泽尔，该联合会从此与《希望报》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并谴责他们利用那些只有对斯大林制度作出总的评价后才能作出判断的事实为反共宣传服务。不管其真正的影响如何，在今日，共产党仍然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惟一希望，如果谁要诋毁共产党，那就是作出了抉择，公开为反动派效劳。亨利立即掷笔给予回击，他谴责革命解放联合会屈服于共产主义的恐怖，背叛了它原来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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