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餐厅时，我突然一阵冲动，内心腾起对亨利的好感。真正的纯朴感情是多么难得啊！在他的周围，一切都显得虚假，无论是微笑，还是话语，而他呢，却仍然是他自己。他一副幸福的神态，略显局促不安。我多么想对他说一些赞扬的话，可是我不该等待。五分钟后，我的喉咙便像打了结似的。应该说我是自找悲伤。我偶然看见吕茜·贝洛拇指着两个年轻的犹太女演员对伏朗热说：“德国人搞的不是焚尸炉，而是孵化场！”这种玩笑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可从来没有亲耳听过。我既为吕茜·贝洛姆，也为我自己感到恐怖。我暗自责怪起亨利来。他在剧中对人们的遗忘说了许多漂亮话，可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忘了过去。樊尚说贝洛姆被剃过头，而且是罪有应得，那伏朗热呢，他在这儿干什么？我再也不想对亨利表示祝贺；我相信他已经感觉出我不舒心。因为碍于波尔的面子，我留下呆了一会儿，可感到十分不自由，只得无节制地多喝酒；然而这也帮不了我的忙。我回想起了朗贝尔对纳迪娜说的那番话：“我有什么权利非要固执地记住过去吗？”我们扪心自问，“我做的不如别人多，受的苦也比别人少，若他们都忘记了，那就是应该忘记，我跟着他们忘记就是了。”但是，纵然我痛饮暴食也无济于事。我憋不住想骂人，想大哭一场。重归于好，宽恕他人！这是些多么虚伪的字眼。大家全都忘记了，这才是实质。忘记死去的人们这还不够，如今，我们还要忘记遭受的残杀，忘记杀人凶手。算了，我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说我眼中涌出泪水，那这只与我个人相关。
那天晚上，波尔和若赛特谈了许久，可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继后的几个星期里，我觉得波尔似乎在回避我。她经常出门做客，或在家写作，一副忙碌的样子，神气活现。我对她很少顾及：我太忙了，要忙的事太多了。一天下午我回到家中，发现罗贝尔气得脸色发白。我生来第一次看见罗贝尔气得这个样子。原来他刚刚与亨利闹翻了。他三言两语、声音断断续续地向我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接着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
“别想法子原谅他。他不可宽恕。”
我当时哪能立即为他辩解呢，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十五年的友情竟在一个小时中抹去了！亨利再也不会坐在这把扶手椅上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欢快的话语了。罗贝尔将是多么孤独！而对亨利来说，他生活中将是多么空虚！不，这不可能彻底崩了。我终于又说出了声。
“荒唐。”我说道，“你们俩都气疯了。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政治上宣布亨利的错误，而不要断了您的友情。我肯定他是诚心诚意的。要明鉴是非谈何容易。应该说如果要我负责作出决定，我定会乱了方寸。”
“看你的样子，好像以为我拳打脚踢赶走亨利似的。”罗贝尔说，“我巴不得能和和气气地解决问题。是他咣当一声关门而去的。”
“您肯定没有逼得他无路可走，要么您屈服，要么断绝友情吗？”我说道：“当初您要求《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时，他肯定知道一旦拒绝就会失去您的友谊。这一次，既然他不愿屈服，无疑希望就此了结。”
“你没有看见当时的场面。”罗贝尔说，“他一开始就明显怀着恶意。我不认为重归于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至少可以想办法避免大吵一场。他没有这样去做，反而对我们的理由全盘否认，拒绝与委员会一起讨论，他甚至含沙射影，说我暗中参加了共产党。你还用我对你明说：这次断交是他自找的吗？”
“瞧您想到哪里去了！”我说。
亨利无疑对罗贝尔心存积恨，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为何现在闹崩呢？
罗贝尔神色严厉地凝望着远处。“我妨碍了他，你明白吧？”
“不，我不明白。”我说。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可真古怪。”罗贝尔说，“你看见他都跟哪些人交往吧？我们都是他的一块心病，巴不得早日摆脱。”
“您冤枉人！”我说，“那天晚上我也感到反感，可您自己亲口对我说过，如今要上演一部剧本，那就非得妥协不可。亨利做得也并不过火。他跟那些人只勉强来往。他是跟若赛特睡觉，可人们尽可放心，她影响不了他。”
“那次夜宵招待会本身并不严重，这我同意。”罗贝尔说，“可这是一个信号。亨利这个人就看重自己，他恨不得能随心所欲，只顾自己，用不着对任何人负责。”
“他只顾自己？”我问道：“他整天都在干那些让他烦恼的事情。您自己也经常承认他是多么忠心耿耿。”
“当他感兴趣时，是这样。但是事实是他讨厌政治，他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罗贝尔不耐烦地一挥手，挡住了我的话：“我最责怪他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件事上，他一心只考虑别人会议论他什么。”
“别跟我说什么他会对集中营的存在无动于衷吧。”我说。
“可我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问题不在这里。”罗贝尔说，接着耸耸肩膀：“亨利不愿意别人说他被吓唬住了，反倒心甘情愿投入反共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与我闹翻便解决了他的难题。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为自己塑造一个胸怀宽广的漂亮的知识分子形象，整个右派都将为之拍手称道。”
“对讨好右派亨利可不感兴趣。”我说。
“他本意是为了自己，可这轻而易举就会把他投向右派，因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欢。”罗贝尔举手伸向电话机：“我马上召集委员会明天上午开会。”
整个晚上，罗贝尔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处心积虑地琢磨着欲提交给委员会的公开信。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希望报》，看见上面印着亨利和他相互攻击侮骂的两封公开信时，我的心里万分悲痛。纳迪娜也感到十分难过，她对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别人公开攻击她父亲。
“是朗贝尔怂恿他干的。”她怒不可遏地对我说。
我多么想了解亨利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罗贝尔的解释怀有过分的敌意。最让他气愤的，是亨利跟他谈话时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儿信任。可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想，对罗贝尔的所作所为，亨利确实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会对我说亨利应该既往不咎吧？可说得好听，过去的事哪能随随便便就忘掉呢！我凭自己的经历知道一点，那就是对待那些不习惯对其进行评判的人，人们总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样，仅仅因为罗贝尔在小事上变得有些陈腐，我有时便对他表示怀疑。如今我才意识到如果他下决心避而不谈集中营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却误认为是出于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钦佩过罗贝尔，尽管他了解罗贝尔十分专横，可还是处处跟着他走，哪怕有时不得不违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奥事件很可能伤了他的心，正是因为这样，亨利才认为罗贝尔会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罗贝尔不是已经深深失望过一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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