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戴着这顶帽子干什么？”
“我不知道。它反正就戴在了头上。”他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扔。
“我在机场看见了一个人和您像极了：他戴着眼镜，衬着硬领。他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就是您，可却没有一点儿感觉。”
“我也害怕了。一个小时前，一些男人从窗下走过，他们抬着一个死去或昏迷过去的女人，我以为是您。”
“现在好了，您、我都在了。”我说。
刘易斯紧紧地拥抱着我，接着松开双手：“您累了吧？您渴吗？您饿吗？”
“不。”
我重又紧贴着他。我的双唇是如此沉重、麻木，以致说不出半个字来。我把嘴唇贴在他的嘴上，他把我抱到了床上：“安娜！我每天夜里都在等待着您！”
我闭上双眼。一个男子的身躯重又压到了我的身上，带着它的全部信赖和一切欲望。是刘易斯，他没有变，我没有变，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变。我离去了，可我又回来了。我重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彻底摆脱了我自身。
第二天白天，我们忙着整理行装，沉湎于交欢：这缠绵的时光一直持续到翌日清晨。在列车上我们脸贴脸睡在一起。我突然惊醒，瞥见了刘易斯在信中跟我说过的俄亥俄码头上那艘带有底托的大船。多少次，我曾梦见过这艘船，可总是不相信它的存在，以致此时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艘船确实是真的，我登上了船，满怀柔情地察看着我们的船舱。在芝加哥，我住在刘易斯的家中；这里，是我们共同的船舱，是属于我们俩人的。看来我们确实是真正的一对儿。对。如今我明白了：是可以再来的，我一定每年都来。每年，我们的爱情都将度过一个比北极之夜还更漫长的黑夜。可总有一天，幸福将会出现，一连三四个月中再也不用睡眠。我们在深深的黑夜里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共同期待着，离别将再也无法将我们分离：我们已经永远结合在一起。
“我们出发了，快来！”刘易斯说。
他奔跑着登上船梯，我紧跟着他；他凭倚在舷墙上，脑袋四处乱转。
“瞧，多么美啊！天地交融在水中。”
辽阔的星空下，辛辛那提灯光闪烁，我们在灯火上滑行。我们静静地坐着，久久地凝望着霓虹灯招牌渐渐暗淡、消失。刘易斯紧紧地把我搂在他的怀里。
“别提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切。”他说道。
“哪一切？”
“爱与被爱。”
“那您相信什么？”
“一间固定的卧室，按时的三餐饭和一夜共枕的女人：平平安安。我总以为不应过分要求，以为所有人永远都是孤独的。可出现了您！”
我们的头上方一只高音喇叭在播着数字：原来游客们在玩“宾戈牌”①。他们一个个年纪都那么大，我不禁感到自己年轻了一半。我芳龄二十，正在享爱着我的初恋，这次旅行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旅行。刘易斯吻着我的头发、眼睛和嘴巴：
①原文为bingo，一种用纸牌搭成方块的赌博。
“下去吧，您乐意吗？”
“您完全知道我从不说不字。”
“可我多么喜欢听到您说一声‘好’。您说得是那么亲切！”
“好。”我说，“好。”
只消说声“好”，这是多么快乐啊。我用自己那已经衰竭的生命，用自己那已经不再鲜艳的身体，为我所钟爱的男子创造幸福。这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度过六天的时间，沿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每次中途停靠，我们便避开其他船客，在闷热、昏暗的城中一直走得直喘粗气。其他时间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书，或迎着太阳躺在甲板上抽烟，什么事儿都不做。每天是同一的水色、草色，每天是同一的水声、机器声。可我们喜欢这一个清晨复生出一个又一个清晨，一个夜晚复生出一个又一个夜晚。
一切对我们都那么完美，这就是幸福。我们欢欢喜喜地离船上岸。新奥尔良，我们俩都熟悉，可它对刘易斯和对我并不是一座同样的城市。他向我展示了十五年前他沿街叫卖过香皂的拥挤不堪的城市，躺在里面用偷来的香蕉填肚子的码头仓库和心脏怦怦直跳、欲火中烧而两手空空经过的烟花柳巷。有时，他仿佛叹息那一身贫穷、愤世嫉俗的岁月，留恋那欲壑难填的亢奋时刻。可是，当我领他光顾法国高级船员餐厅，当他作为游客趾高气扬地出没在那些酒吧和内院时，他喜气洋洋，仿佛在与命运作游戏。他从未乘过飞机，整个旅途中，他一直鼻子贴着舷窗，对着云彩微笑。
我也同样欣喜。多么令人愉快的新鲜环境啊！当恒星开始在太空旋转，当大地焕然一新，此时此刻，仿佛人也换了新颜。过去对我来说，尤卡坦只不过是用蝇头小字印在地图集上的一个并无实体的地名而已；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与它联系在一起，哪怕是一种欲望、一个形象，可如今我亲眼发现了它。飞机骤然变得沉重起来，向地面俯冲下去，我发现一块灰绿色的毛茸茸的荒原从苍穹的一端一直伸向另一端，云彩的阴影处形成了数个黑沉沉的大湖。我在一条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行驶，路边的田野遍地都是蓝色的龙舌兰。遥远处，田野的上方不时呈现出平顶金凤花那刺眼的火红色。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向前，街边是土墙茅草房，阳光灼热。我们把行李全都留在了旅社的大厅，那儿就像是一座繁茂而腐败的暖房，许多玫瑰色的火烈鸟挺着一只腿在里面歇息。我们遂又出发。白花花的广场上，一些身着白衣的男人顶着草帽在油光闪亮的树阴下做着梦。我重又看到了多莱多和阿维拉的天际和岑寂；在大西洋的这一端与西班牙重逢，此时的心情比暗自惊叹“我来到了尤卡坦”时还更加令人惊愕。
“咱们乘一辆那种式样的小马车吧。”刘易斯说。
广场的一角停着一排靠背硬邦邦的黑色马车。刘易斯唤醒了一位车夫，我们坐上了狭窄的长条凳。刘易斯哈哈大笑：“我们现在去哪儿？您，您知道吗？”
“告诉车夫，让他带着我们兜风，然后再去邮局，我等着信呢。”
刘易斯在加利福尼亚学了几个西班牙词。他对车夫咕噜了几句，马儿遂小步疾行起来。我们越过了一条条豪华而又破败的大街；风雨和贫困侵蚀了卡斯蒂利亚永久性建筑风格的别墅；花园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后，一尊尊雕塑在渐渐剥落，红、紫、蓝色纷呈的繁花在半裸的树底下挣扎；墙头上，一排巨大的黑鸟在窥伺着。到处都感到死亡的气息。我高兴地又来到了印第安人集市边，骄阳炙烤的遮篷下挤满了生机勃勃的人群。
“等我五分钟。”我对刘易斯说。
他坐在一级石阶上，我走进了邮局。有一封罗贝尔的来信；我连忙拆开。他正在修订那部书的最后校样，并为《警觉》撰写一篇文章，那是一篇政论文。对。我是对的，用不着多担心。他尽管怀疑政治与写作，可还没有到彻底放弃的地步。他说巴黎天气阴暗。我把信放进了小包，走出邮局。巴黎是多么遥远！这里的天空是多么湛蓝！我挽起刘易斯的胳膊：“一切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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