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样做，并非易事。曾有过一段时期，我远远地望着他，可那时我年纪太轻，看他时距离拉得太远了。一些同窗好友在索邦学院把他指给了我，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话中交织着钦佩与愤慨。人们私下传说他酗酒、逛妓院。若真是如此，对我倒更有吸引力。我儿时笃信宗教，这给我留下了副作用。在我看来，罪孽是上帝不存在的可悲的表现，倘若有人告诉我迪布勒伊强奸少女，我准会把他奉为一种圣人。可惜他的恶癖微不足道，而他取得的过多的荣誉却惹我恼怒。我开始听他授课，并暗自发誓，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虚假的伟人。他显然不同于其他教授，来时像阵风，总要迟到四五分钟。一开始，他的两只狡黠的大眼睛少不了先审视我们一阵，然后开始授课。他的声调忽而和蔼可亲，忽而咄咄逼人。他一副粗暴的面孔，声音猛烈，经常纵声大笑，我们有时觉得他带有几分疯狂，这一切之中无不蕴藏着某种挑衅。他身着十分洁白的衬衣，双手干干净净，脸刮得无可挑剔，因此，他穿的茄克衫、毛线衣和肥大的鞋子更显得有伤大雅，而不是因为马虎所能原谅的。他喜欢的是舒适而不是体面，即无拘无束，而这在我看来是故作姿态。我读过他的小说，可不大喜欢。我期待的是这些小说能给我某种令人激奋的启示，可它们给我讲述的却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平平庸庸的情感和一大堆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琐事。至于他授的课，确实很有趣，这我同意，可说到底，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他总是那么自信，使得我无法抵挡内心的欲望，恨不得驳斥他一番。噢！我也坚信真理属于左派，打从我孩提时代起，我就觉得资产阶级思想散发着某种愚蠢和虚假的气息，散发着一种极为难闻的臭味。后来，我在《福音书》中得知人是平等的，人人皆兄弟，对此，我坚信不疑。只是由于我的脑子里长时间来灌输的都是绝对的东西，因此依我看，苍穹的虚无使任何道德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迪布勒伊却想象尘世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希望。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革命，好吧，”我写道，“可后来结果如何？”一个星期后，在下课的时候，他把作业还给了我，对我大加讽刺。我的绝对观点据他看是一种不能面对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梦想。我无力与他抗争，他自然大获全胜。可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跟他挑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星期，我们重又开始辩论，这一次，他想方设法说服我，而不是压服我。我不得不承认私下交谈时，他丝毫没有把自己视作伟人的架势。此后，每次上完课，他常常主动与我交谈，有时还一直陪我到门口，路上尽绕远儿。后来，下午和晚上，我们一起外出，既不谈论道德，也不谈论政治，任何高深的话题概不涉及。他经常给我讲故事，但更多的是带我去游玩，他向我展现了街道、公园、河畔、运河，领我观看了墓地、市郊贫民区、货场、空地、小酒店和巴黎城中我不熟悉的角角落落。我发现许多我自以为已经了解的事物却看也没有看过。经他一指点，一切都获得了无穷的意义，无论人们的面孔、声音、服饰，还是一棵树、一张布告、一块霓虹灯招牌或其他任何东西。我趁机重读了他的小说，这才恍然大悟，以前根本没有读明白。迪布勒伊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他心血来潮，仅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而去写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一合上书，人们立即会感到心头震动，激起愤怒、厌恶和反感，迫切需要事物发生变化。读了他作品中的某些段落，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美学家：他对词语有独特的鉴赏力，对诸如阴天下雨、天空晴朗、爱情纠纷、偶然的事故等等有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兴趣，只不过并不就此止步不前；您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现已置身于那些人物之中，似乎他们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会与你休戚相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如此强烈地要他继续写作。通过我自己的感受，我明白了他带给读者的是什么。在他的政治思想和诗人般的激情之间，并不存在距离。这是因为他非常热爱生活，以致他希望人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也正是因为他热爱人，所以属于人的生活的一切都使他充满激情。
我重温他的作品，倾听他的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我对此是那么专心致志，以致我从未想到自问一下他到底为什么喜欢与我交往。此时，我已经无暇顾及发生在我自己心间的一切。一天夜晚，当他在卡鲁塞尔公园把我搂到他的怀里时，我竟气愤地说：“我只拥抱我将爱上的男子。”他平静地回答我说：“可您爱我！”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之所以对此毫无察觉，是因为这来得太快了；只要有了他，一切的发展都是那么迅速，首先制服我的甚至就是这一点。其他的人是那么拖沓，生活是那么缓慢，而他却和时间赛跑，冲击一切。打从我明白已经爱上他那一刻起，我便满怀激情地紧跟着他，令人不胜惊讶的事情目不暇接。我懂得了人们可以没有家具摆设，不需时刻表而生活，中午可以免去午饭，夜里可以不需睡觉，而下午则可以睡大觉，在树林子和在床榻上一样可以享受云雨之欢。成为他怀抱中的一位女子，这在我看来既简单又欢快，当欲望使我惊恐不安的时候，他的微笑使我心宁。我的心头笼罩着一丝阴影：假期临近，一想到分离，我就感到害怕。罗贝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莫非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向我提出结婚？可当时，我脑子里甚至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我才十九岁，觉得被心爱的男子所爱和被尊敬的父母和万能的上帝所爱一样自然。
“可我爱你！”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罗贝尔这样回答我说。出自他的嘴里，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年前，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时，他爱过我吗？还有那一年，他难道没有可能选择另一位女人以减轻因没有参加行动而造成的痛苦吗？这些问题微不足道，别提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狂热地希望我能幸福，而他的希望没有完全落空。至此，我并没有不幸，没有，但也并不幸福。我身体健康，也有欢乐的时刻，但极大部分时间都在忧伤中度过。愚蠢、谎言、不公、痛苦，在我的四周，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混沌世界。这一个又一个星期，一个又一个世纪，日日重复，无处归宿的时光，是多么荒谬！生活，就是在四十或六十个年头里，在虚无中踯躅，等待着死亡。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么勤奋地学习，惟有书本和思想经受得住考验，在我眼里，惟有它们真实可信。
多亏罗贝尔，思想才降临到人间，地球变得像一部书那样完整统一，这是一部恶始而将善终的书。人类总是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历史也有着它自己的某个方向，我的命运也是如此。压迫和贫困有可能自生自灭，邪恶已被战胜，丑闻已被扫除。苍穹在我头顶重又合拢，昔日的恐惧在我心头消失。罗贝尔并不是只凭大道理使我挣脱了困境，他向我表明了只要活着，生命就可自我满足。对于死，他毫不在乎，他的活动并非只是消遣，他爱其所爱，求其所求，对任何东西都不逃避。总而言之，我惟一的要求，只是能与他相似。如果说我提出了生活的问题，那主要原因是我在家中感到厌倦。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厌倦。罗贝尔以他对未来的设计，从一片混沌之中创造了一个充实的、秩序井然的、纯净的世界，而他所设计的这一个未来便是：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惟一的问题，是要从中赢得我自己的立身之地，成为罗贝尔的妻子，这满足不了我，在嫁给他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当妻子的生涯。此外，我一分钟也未打算过积极从政。在这个天地里，理论可以激起我的热情，我也有着某些强烈的情感，可实践令我望而生畏。我必须承认我缺乏耐心，革命正在进行，可它发展如此缓慢，迈着如此迟疑不决的小步！对罗贝尔来说，只要一种解决方法比另一种可行，那它就是好的，他总把最小的祸当作福。他自有道理，这毋庸置疑，可我似乎还未彻底消除我那些绝对化的旧梦：这满足不了我的愿望。继后，前途在我眼里显得十分遥远，我难以对尚未降生于世的后人发生兴趣，我更渴望救助眼下那些尚活着的人们。为此，这救生的职业一直诱惑着我。噢！我从未想过可以从外界给某人带来预先设计的希望。但是，使人们失去幸福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要帮助人们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给了我鼓励，在这方面，他与正统的共产党人有着区别，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精神分析的运用有可能得到有益的效果，也许在阶级的社会里仍能发挥其作用。他甚至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重新考虑传统的精神分析是一项令人神往的工作。事实上，这确实激起了我的热情。我的日子与在我身边旋转的地球一样充实。每日清晨，都伴随着头一天清晨的欢乐；每日夜晚，我心头重又觉得充盈着各式各样的新鲜事。年仅二十岁，就从心爱的人手中获得一个世界，这是多好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中赢得其应有的位置，这又是多好的福气！罗贝尔也成功地完成了关键的一步：他使我免于孤独，但却没有剥夺我的清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乐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忧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沉浸在某人怀抱的温情之中消受夜晚，或像今天一样，如同少女似地独处闺房，度过黑夜。我望着墙壁和门扉下的光线：我曾多少次感受到这份甜蜜，我沉睡着，而他就在我声音可及的地方工作。早在很多年前，我们之间的欲望就已经衰退，可是我们如此紧密相连，躯体的结合已经无关紧要，放弃这种结合，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我仿佛觉得这是战前的某个夜晚，这种令我夜不能寐的焦虑心情并不是新添的。世界的前途往往漆黑一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死神为何又来游荡？它继续在徘徊，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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