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顾客已经太多了。”
“其中有一半不付钱，剩下的一半付得很少。”
“问题不在这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遇到可以付十倍的钱的顾客，您就可以少干十倍的活，您便有了空暇，可以出门走走，讲究讲究穿戴。”
“我们以后再谈吧。”
她对我如此不理解，我不胜惊讶。可说实在的，我也并不更理解她。她认为工作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成功与发财的一种手段。我内心曾隐隐约约有个感觉，以为所有这些冒充高雅的人会不惜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换取几分才智和几分成就。在我孩提时代，一位小学教师在我眼里远比公爵夫人和亿万富翁伟大，这种等级区分标准至今也未有过多少变化。然而在克洛蒂的脑子里，她想象对爱因斯坦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在她的沙龙里受到款待。因此，我们俩就难以有什么心灵的契合了。
“请坐这儿，我们马上做‘说实话’游戏。”
我讨厌这种游戏。在这些人中间，我向来只说假话。看到这些搭档一个个竞相显露内心的秘密、互不中伤、认真而又狡黠地互相提问，我感到很不自在。
“您偏爱的是什么花儿？”于盖特问吉埃特。
“黑蝴蝶花。”她在一片虔诚的肃穆中答道。
她们各自都有偏爱的花卉、季节、书籍和专门的时装师。
于盖特瞧了瞧克洛蒂：
“您有过多少情夫？”
“我记不清楚，二十五六个吧。等一等，我到浴室去看一看名单。”她返回时得意洋洋地高喊道：“二十七个。”
“就现在这一刻，您有何想法？”于盖特向我发问。
没想到我也突然憋不住说了实话：
“我想到别的地方去。”我站了起来：“说真的，我有件急事要处理。”我对克洛蒂说，“您千万别麻烦。”
我走出沙龙，一直有气无力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的玛丽·昂热紧跟着我出了门。
“您真有急事？不是吧？”
“我手头总有事。”
“我邀您吃晚饭。”她朝我投来哀求而又鼓动的一瞥，这目光旋即熄灭了。
“不，我真的没有时间。”
“那就改日吧。我们不能经常见见面？”
“我忙得不可开交！”
她神情不满地向我递过她的指尖。我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骑去。跟她一起吃晚饭，这倒挺让我高兴，可我实在不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恐惧男人，扮演着小姑娘的角色，说不定很快就会把她的那颗心和她那副柔弱的身子交给我。我谢绝了她，并非客观情况让我害怕，而是因为我预见到了她的命运，无心从中取乐。有一天，纳迪娜曾责怪我：“你呀，永远都不合群。”这话切中要害。我总是以医生的目光看人，我因此很难与他们建立人际关系。我很少发火，也难得记仇。可别人对我的美好情感也几乎触动不了我的心，这都是我的职业造成的。我不得不漠然地经受我所作的精神分析移情的后果，并在适当的时刻予以消除，甚至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也保持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一旦病人犯了病，我便很快诊断出该病人患的是幼稚精神混乱症，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在病人幻觉中的形象：母亲、祖母、姐姐、孩子、宠儿。我实在不太喜欢他们对我的形象如此大施魔法，可我却不得不忍受着。我不由得设想假若哪一天真有一个正常人感情冲动，依恋于我，我准会马上向自己发问：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谁的形象？他企图满足何种受压抑的欲望？这样一来，我十有八九冲动不起来。
我可能已经骑出了巴黎城区。此刻，我沿着塞纳河行进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左边是栏杆，右边是低矮的房子，房子歪歪斜斜，远处亮着一盏盏破旧的路灯，路面泥泞，可人行道上积着白雪。我朝着灰暗的天空微笑。这时光是我逃避克洛蒂的沙龙获得的，不属于任何人。大概是这一缘故，这寒冷的空气中竟洋溢着如此的欢乐。我还依稀记得，昔日，我常被自己的呼吸所陶醉，欢乐往往突然涌至心间。此时，我不禁自问，若这样的时刻不复存在，活在世间又有什么必要？这样的时刻还会重现吗？有人邀我穿越大西洋，去发现一个崭新的大陆，可我只知道回答：“我害怕。”到底害怕什么？我以前可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在巴伊约利弗树林或格莱齐涅森林，我经常头枕背袋，身裹一床毯子，独自一人睡在满天星斗之下，睡得是那么安然，就像在自己的床榻上酣睡。在我看来，不要向导、独自冒险、攀登覆盖着滑动粒雪的高山，再也自然不过了。对所有谨慎的劝告，我一概嗤之以鼻。我常常孤身坐进勒阿弗尔或马赛嘈杂的咖啡馆，或穿过卡比利亚的村寨，悠闲漫步……我突然掉转车头。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硬要骑向天涯海角，若我真的想重获昔日的自由，那最好还是赶紧回家，连夜给罗米欧回话：同意。
可是，我没有回话，过了几天，我仍然心神不定地请人出主意，仿佛是一次去地球中心的历险。
“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亨利诧异地说。
正是在这天夜里，巴黎的上空灯光闪烁，划出一个个巨大的V字。他们带来了香槟酒和唱片，我准备了吃的，家里也到处插上了鲜花。纳迪娜借口有急事，独自呆在房间，她是因为这节日而赌气，在她眼里，这节日只不过是死亡的周年纪念日。“古怪的节日。”斯克利亚西纳说道，“这不是结尾，而是开端，是一出真正的悲剧的开端。”
在他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前已经爆发了。我乐呵呵地冲着他说：“别扮演您的珈桑德拉①角色了。去年的圣诞节前夜，您就向我们预言灾难在即，我想您打赌打输了吧。”
①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
“我根本就没有打赌。”他说，“再说，一年还没有过呢。”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现在并没有对文学失去兴趣。”我让亨利作证：“《警觉》杂志收到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是吧？”
“这证明法国选择了亚历山大城的命运。我宁愿《警觉》杂志不怎么走运，而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大报不要有被清查的危险。”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亨利生气地说，“《希望报》一切顺利。”
“有人告诉我您将不得不去找私人赞助。”
“谁跟你说的。”
“啊！我记不得了。都在这么传。”
“这是谣传。”亨利冷冷地说。他心情显得不怎么舒畅，这真有点怪，除了他，大家都这么开心，包括波尔在内，连斯克利亚西纳也没有一点忧郁，尽管他总是周期性地产生绝望。罗贝尔讲述着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故事，那是二十年代的一些往事，勒诺瓦和朱利安跟他一起回忆着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时光。两个谁也不熟悉的美国军官在低哼着一支远东叙事曲，一位韦科女郎躺在长沙发上酣睡。尽管有着那一个个业已消失的悲剧和一个个即将降临的灾难，这个夜晚仍然不失为一个节日的夜晚。我可以肯定，这并非因为歌声和焰火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心中憋不住想笑，也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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