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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