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讲话的是萨玛泽尔。他很快开始叫喊，开始吆喝，俨然集市上的一个叫卖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围的人跟我一样难以自己，傻乎乎地被这些话语所陶醉。这不是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先兆：仅仅是话语而已。在卜莱耶尔会场，我曾在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上看见过同样的光芒，但这并没有阻挡华沙、布痕瓦尔德、斯大林格勒、奥拉杜尔悲剧的发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于天命与自私自利的代价。可是，大家虽然早已明白，但也毫无用处。人们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灾祸的降临；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可望获得成功，至少在我们活着的这一代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这一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将发生什么，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噜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卜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是位最温和、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我们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今天，当人们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作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实在在？”罗贝尔问道。
毫无疑问，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击了。幸亏集会见了成效，每天都有人来登记入会。共产党人最后也没有向革命解放联合会宣战，他们言谈之中虽然带着恶意，但掌握一定分寸，并不过火。整个运动可望真正得到发展。惟有一点不利，就是《希望报》因此而失去了许多读者，不久将被迫使用特拉利奥的资金。
“您肯定他准会出钱？”我问道，一边在镜中很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当然肯定。”罗贝尔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要去赴这次晚宴？为什么还要拖着我去？”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他保持兴头的好。”罗贝尔说道，一边遗憾地在系着领带。“对一个准备从他身上挖出八百万的家伙，怎么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万！”
“对！”罗贝尔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吕克的过错。多固执！可他们将不得不拿特拉利奥的钱。萨玛泽尔亲自去调查了一番，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那我从命。”我说，“为了《希望报》，去城里吃顿晚饭，值得！”
我们笑盈盈地步入宽敞的书房兼沙龙，萨玛泽尔夫妇已经先到了。萨玛泽尔身着一套淡灰色法兰绒西服，更显得肥胖。特拉利奥也满脸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场，只见一位姑娘身材颀长，头发黯无光泽，令我想起了中学时代那些虔诚的女同学。在黑白方格地面的餐厅，为我们摆了一席丰盛美味的佳肴。饭后用咖啡时，特拉利奥只招待饮料，没有敬雪茄烟。萨玛泽尔肯定更喜欢来支雪茄，他一边品味着陈酿白兰地，一边谈笑风生，倒也没有在一旁私下盘算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踏进真正的资本家的门槛了，这样做，我觉得是种慰藉。有时，我在心里想，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全都有点靠不住的地方，可一与资本家打交道，马上发现他们更没有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纳迪娜确实古怪，我任她随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寻常。可面前这位已经憔悴的少女，给客人上咖啡时那副备受压迫的神态在我看来要更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将她安顿在我的长沙发上，她准有许多伤心事儿要向我诉说。好一个特拉利奥！尽管他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可我觉得他心术不正。他那难以遮掩的自负与他表面上对萨玛泽尔热情过头的赞美极不协调。他们俩共同回忆起抵抗运动的往事，大谈特谈了一阵之后，转而对集会成功表示祝贺。萨玛泽尔说道：“好兆头，我们正在向外省发展。一年之内我们就可拥有二十万会员，要不我们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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