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
“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
“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
劳伦斯或阳具的骄傲
劳伦斯与蒙特朗正好相反，他并未界定男人和女人的特殊关系，而是把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既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也不在意志之中，它涉及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劳伦斯竭力反对“性一脑”这一组对立关系，而持一种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针锋相对的宇宙乐观主义；他把阳具所表现的生之意志视为欢乐，称它为思想和行动的源泉，除非那思想是空洞的概念，那行动是无生育能力的机械运动。单纯的性活动当然不够完满，因为他陷入被限定的状态，这无异于死亡，但这个残缺的现实——性与死依然胜似一种脱离肉体的存在。除了像安泰那样不断与大地接触以外，男人尚有其他更多的需求，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命必须十足地表现出阳刚之气，同时据此来假设和要求女人。因此，她既非玩物，也非猎物，更非面对主体的客体，而是信号相反的一极赖以存在的一极。那些误解了这一真理的男人，比如像拿破仑，就没有完成他们作为男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有缺陷。个人的得救不能单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只有尽量把自己纳入普遍性中，他才能得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在性爱的关系中沾沾自喜或抬高自己；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意志的工具，那是致命的错误。人们应排除自我的障碍，甚至超越意识的权限，否定个人的统治。再没有什么能比那个分娩中的妇人的小雕像更美了：“一张可怕的面孔空洞而虚无，它几乎被下边那感觉的重压抽象化为无意义。”
这是一种既非牺牲，也非舍弃的迷狂；也不存在两性中任何一方允许另一方将其吞没的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像一对配偶中“被拆下来的断片”，性角色并不像一块默默疼痛的伤疤；配偶中任何一方都是完整的存在，完美的一极；当一方对其阳刚之气十分确信时，另一方也会对其阴柔之美感到确信，“每一方都承认各自被极性化的性别‘组合’得十分完美”；性活动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和屈从，双方都通过对方得到了神奇的完成。当乌苏拉和伯理终于互相发现时，他们相互地把那种只能称之为自由的完美均衡给予了对方。“她在他心目中一如他在她心目中，对于任何一方，对方都是另一个全新而丰富的现实，既神奇莫测，又近在眼前。”当两个情人在狂热的厮磨中如漆似胶时，他们共同走向了对方。“她是什么？一个强壮、陌生而有野性的生命，正是这个生命在这一刻与他一起喘息于黑暗中。它广大得包容了他们两人，以至使他从中得到了安静。他们曾经相会，在他们的相会中甚至包容了草丛、鸟鸣和星辰。”
查太莱和梅乐士得到了同样的宇宙欢乐：当这一对情人互相交融时，他们也与树林、光和雨融为一体了。在《为查太莱夫人一辩》中，劳伦斯进一步推广了他的理论：“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男人的血不同于女人的血，两者永不相混。”正因为如此，两条流蜿蜒地交织在一起，拥抱着生命的整体。“阳具就是填补女人的血之谷的一些血。强劲的男性血流以其终极的深度淹没了华美的女性血流……无论怎样，两者都冲不破这样的阻碍。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合形式……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回这种结合奇迹般地丰富了生命，但它要求废除对“个人存在”权利的争取。正如现代文明中常见的那样，不同的个体在不否定自己的情况下寻求互相交融，他们的企图注定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空洞、冷漠、神经质的、诗意的和个人的”性欲，它倾向于分化每一方的生命之流。情人之间若像工具一样相对待，便会引起憎恨，查太莱夫人与密克利斯便是如此。他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各自的主体中；因而只能体验到喝酒或抽鸦片那样的狂热。但那只是没有对象的狂热，因为他们不能互相发现对方的真实存在，他们终于一无所得。劳伦斯枯燥无味地指责了考上托斯，他给盖拉德——《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这个傲慢自私的男人涂脂抹粉；他把自己与古准拖入苦难的境地主要应由他负责。他刚愎自用，喜欢空洞地强调自我，强化他与生活的对应，为驯服一匹烈性的牧马取乐，他把马头按在门扉之上，让它听门外火车驰过的轰鸣。他抽打它，陶醉于自己的权力。这种支配的意志贬低了被他支配的女人，由于缺乏力量，她变成了奴隶。“她刚刚露出一种反叛奴隶的表情，还没有真正形成反抗，就使得益拉德神经质地颤抖了起来……他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意志，她消极地被他的意志所支配。”这是一种可悲的支配，如果女人只是一个消极的实体，男人所支配的不过座无而已。他自以为他正在攫取使他丰富的东西，实际上那只是幻念。盖拉德抱住古准：“她丰富和美化了他的存在…如果她就这样在他怀中死去，他就十全十美了。”但一旦离开她，他立即陷入孤独和空虚；而且在次日她没能来赴会。如果女人本人很坚强，男人的要求便会使她产生同样对等的要求；她既陷入情网，又挣扎反抗，这使她忽而甘心受虐，忽而以施虐为乐。当古准目睹盖拉德双腿紧夹狂怒的代马时，她的心情十分激动；而当盖拉德的保姆对她说“我曾多次打他的小屁股”时，她也非常激动。男性的自大往往引起女性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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