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冻伤研究所所长讲起了自己一家三十几年前的悲惨遭遇——父亲因是从美国辗转香港回国的医学教授，被批斗致死；母亲因台湾有亲属而被诬为特务，死在牢中；自己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十余年远离专业；妻子与之
离婚，改嫁给了别人……
那是一番真正的控诉。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他讲到心碎处，老泪滂沱，泣不成声。
会议由他之后，变成了控诉会，忆苦思甜的会，声讨红卫兵的会。“文革”和红卫兵的受害者们，彼此同情着，相向唏嘘着。连“老院长”也忘了开会的初衷不是那些，大动其容地讲起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来。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皆是可敬长者，绝非习惯了一味儿靠咀嚼伤疤活着的人。他们也都是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人物，佼佼人物。平时他们是不愿提“文革”谈“文革”的。甚至不愿回忆。谁愿回忆噩梦呢？何况他们是些最缺少时间的人。时间和精力都被专业垄断了。但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天天能看见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在眼面前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并且还得以极虔诚的一丝一毫也疏忽不得的态度为拯救四名红卫兵进行“战斗”的地方，他们的心理难免会因四名红卫兵的表现而渐渐发生变化。和初来乍到时很不一样了。
世上的许多事都是有规律的。倘是一件壮美之事，哪怕早已成为历史，参与或相关的人，任什么时候都会大声说：“那件事中有我！”而且当然的引以为豪，引以为荣。根本没参与或毫不相关的人，往往也会编造了参与的经历和相关的谎言，自吹自擂，沽名钓誉。倘是一场人为的灾难，那么几乎一切的责任人，就都要不遗余力地替自己进行巧舌如簧的辩护了。比如当过法西斯纳粹副统帅的戈林，比如东条英机，比如王、张、江、姚“四人帮”。他们连被推上被告席了，都是不肯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的。那是一定要装出无害甚而有益的被冤枉了很值得同情的样子。
“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多么空前的一场灾难啊！
关于“二战”，全世界出了多少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戏剧和回忆录啊！但主要是英雄们的事迹，和后人们客观性的研究，总结，评论。德国却至今还没出现过这样一部书，或某人面对采访镜头这样说——我在某集中营亲手杀害过犹太人。我的双手曾沾满罪恶的血。是的，他们才不会这样呢？他们要隐性埋名，摇身一变，似乎成了与“二战”血腥虐犹罪恶毫不相关的人。但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别国的人民，非是希特勒靠自己的一双手一批一批杀害的。那是一部疯狂开动的杀人机器的暴行。有多少人充当了那杀人机器的部件啊！他们逃避被指认出来的可能，惶惶不安正如犹太人当年逃避他们的追捕和迫害。于是空前的一场灾难，只能以极少数人的被公审而画上历史的句号。
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如此画上历史的句号的。
“文革”不可能不是这样。
主要责任人都已基本上死光了。主要罪犯都已被执行判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比较客观地写入了对伟人毛泽东“三七开”的一笔。红卫兵们当年的种种暴戾行径，照例由几名他们当年风云一时威风八面的“领袖”一揽子认罪了。
但是受过迫害的人何止百千万呢？
倘再包括受政治歧视的人，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呢？
某些当年的红卫兵，虽然不曾是什么“领袖”，甚至也不曾是什么小头目，但他们挥起皮带抽人比虐待狂抽驯良无比的牲口还凶狠；他们乱剪别人的头发就像打草的孩子用镰刀削路边的草梢玩儿；他们往别人脸上涂抹墨汁甚至大便，就像没有卫生习惯的人擤过鼻涕往随便的什么东西上揩手指；他们打人骂人别出心裁地凌辱人挖空心思折磨人，就像别人们只不过是虫子；他们深更半夜闯入别人家里凶神恶煞般喝五吆六，想摔就摔，想砸就砸，那时别人的家就连公共厕所都不如了，别人们就连替他们打扫厕所的人都不配是了……
那一切一切，都是当年受迫害受伤害之人说出来写出来的。或者是见证人们的纪实。
却只有极少极少极少极少极少的红卫兵像样地忏悔过。有人忏悔，那也是因为当年的自己并不凶恶。实际上等于是在替当年凶恶的劣迹斑斑的同类们忏悔。所以那样的忏悔并没有什么忏悔的真正意义。
应该忏悔的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当然都还存活着。倘话题议及“文革”或红卫兵，他们也兴许以过来人的资格和见证人的口吻，慷慨激昂谴责一番。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暴戾的事件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却似乎没有几个具体的人干过。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假设一名用皮带抽过别人往别人脸上涂过墨汁乱剪过别人的头发抄过别人的家的红卫兵，站在对方面前，他自己不说，对方是难以认出他的。因为三十几年的时间，早已改变了他的容貌，使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了。他的身份还极可能使对方心怀敬意。他的接人待物还极可能大获对方好感。倘他们共同参加一个涉及红卫兵话题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他的发言还极可能使对方觉得深刻频频点头报以掌声……
而对于在今天这次会上先后发言的人们，情况不同了——首先他们皆是受害者，此点无可争议；其次“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就在这里！二男二女，一共四名！
该四名红卫兵，不但“货真价实”，而且“红”果稀存！而且既已复活，仿佛又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起来了！虽说两名女红卫兵不是太讨厌，但那两名男红卫兵多么的看着叫人气不打一处来啊！
于是回忆式的，以“红卫兵”三字笼统而言的控诉，渐渐演化成对现在时的具体人具体表现的愤慨声讨了……
于是声讨的火焰一再高涨，最终接近着口诛了。
仿佛三十几年前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们桩桩件件的劣迹，终于是有了确凿无疑的元凶了……
然而会场中还有另外一些人啊。他们的年龄，或比乔博士小几岁，或比乔博士大几岁。但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六岁。他们学历很高。皆毕业于名牌大学，几位博士，半数硕士。有的“文革”前后才出生，记事时“文革”大势已日薄西山。有的“文革”结束了才出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中国的好光景中长大的。他们的父母，普遍比刚才发过言的长者们岁数小，“文革”时期皆中年人，轮不上是“走资派”或“黑帮分子”什么的。即或受过些委屈，相比于直接受迫害者，那简直就可以说不足论道了。故他们本身对“文革”所持的否定态度，虽彻底，却终究不过是间接的，理念的。几乎完全没有过什么直接的切实的感受。所以长者们控诉，他们这些小字辈也只有洗耳恭听。尽量保持同情的肃然而已。即使听到“文革”的荒唐处，暗觉可笑，一个个也是强自忍着的。任何悲苦的大事件一旦变作历史，在时间的流程中和代与代的隔膜体会中，往往都接近着是“故事”了。虽然纪实，但毕竟是属于从前的，上代人的不幸。正如“样板戏”是某些上代人大为反感的，而在下代人听来，只不过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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