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却没找到花旗参枝子小姐。她失踪了。而她的翻译，是被从一个垃圾筒里发现的……
我敏锐地预感到——花旗参枝子小姐，肯定是被一伙胆大包天的黑社会分子绑架了……
事关重大，我当即返回市里去向市长和市委书记汇报。
那时天已黑下来了。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没回家，正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肿得非常厉害。他们一左一右将我扶坐在沙发上。
市长问：“你受伤了！”
我淡淡一笑，说没什么。不过一点儿皮肉之苦。
市委书记提起我的裤腿看了看，也问要不要立刻送我去医院？
我摇头说不用。市委书记亲自开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我咕咚咕咚一口气儿喝下大半瓶，接着告诉他们——骚乱已经彻底平息了。没有流血，更无死伤。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欣慰地微笑了。
市长说：“好同志，好同志！真没白为你立塑像！”
我说：“如果你们听了我下边的话，就不会表扬我了！”
他们见我表情严峻的样子，都催我快说。
我说：“我的话其实很短——花旗参枝子小姐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据我推测，很有可能被本市的黑社会组织绑架了！”
市长顿时表示怀疑：“你说我们市有黑社会组织？”
我说：“这有什么可惊奇的。至少有十几个黑社会组织吧。难道市长您此前闻所未闻？”
市长怔了怔，嘟哝道：“我一直分管经济嘛。治安方面，始终是市委书记同志在亲自挂帅抓着嘛！”——他将脸缓缓转向了市委书记，那意思是——如果花旗参枝子小姐真被黑社会绑架了，责任也主要应由市委书记承担。
自从这两位官员被我镶到高贵相框里，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们了。也就有更多的“资料”对他们进行研究了。是的，我经常潜心研究他们。如同研究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并不艰深。研究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他们真是既争又和的一对儿。他们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了。他们和的时候，你又明白什么叫“对立统一”了。他们使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了最典型也最标准的诠释。那句话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他们堪称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模范。比如本市有了什么似乎重大的成绩，而这一成绩又将被上边树为样板，或将由市里总结为宝贵经验自荐到上边去时，他们就必定的要争了。谁也没法儿劝止他们不要争。只不过有时明争，有时暗争罢了。哪怕那成绩是虚假的成绩。或虽算得上是成绩，但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仅仅是上边为了声势的热闹需要夸大宣传的一种成绩罢了。总之他们都是要争一通的。尤其在这成绩完全是由基层干部和群众实干取得的，他们谁都既不曾关注过，支持过和指导过的情况下，他们争得更其厉害。所争的实质有时很鄙琐，无非是在向上边汇报的文牍中写明“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英明领导下”还是“在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细微的差别，往往是他们争起来最计较最认真的。经过这一番争以后，他们一般总是要进行一次促膝谈心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那一个，向没有达到目的那一个，主动说些表示希望进一步达到团结愿望的话，于是就又“团结”在一起了。反之，由于什么严重的事件，必须由他们中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时，他们互相推得也很激烈。当然，这一种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争。争的是“与己无关”。彻底的“与己无关”。写在检讨上的是“由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什么什么责任，还是”由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什么什么责任，这一差别，也是他们最在乎最耿耿于怀的。通常经过这么一次，他们之间的团结会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但是列位，一点儿也不必为他们的团结忧患。只要他们共同度过了危机，又确保住了官位，他们总是会重新团结在一起的。何况，也不一再地有成绩导至他们争，也不一再地有责任动摇他们的官位，不是还经常有批判甚至反击性质的“运动”么？这样的“运动”一经布置下来，便是他们同仇敌汽，空前团结，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像一只铁拳似的，极具战斗力的时候了……
但眼下，却又是他们各施高招要开始互推的时候了。
我可不愿搅到他们之间去。我往沙发后背上一靠吸起烟来。我只想看戏。只想暗学。
市委书记听了市长的话，愣了愣，望向我说：“不错。我是一直在亲自挂帅抓安定的问题。如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想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我抓的还是卓有成效的嘛！该开的会没少开。不是吗同志们？该发的文件没少发。不是吗同志们？该耳提面命强调的，也没少强调过。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比如这一次，我要求宣传部长一定要出席陪同观看，人场券一定要发给那些讲文明有教养的公民，不得乱送关系票。不得有一张流失到不文明没有教养的人手里……”
他望着我，仿佛望着一位上边派来的“调查大员”。仿佛对我摆脱了责任，也就等于对上边摆脱了责任似的。
于是市长的目光也望向了我。这时我脸上一时不知该做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任何一种表情，不是会使市长不高兴，便是会使市委书记不高兴。
我索性弯下腰，低下头，捂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腕。这样他俩就谁都看不到我的脸了。事实上我脚腕那儿也的确仍在疼。我夸张地发出噬噬的不停吸冷气的声音。
“宣传部长呢？徐部长呢？难道他当时不在么？他管干什么的呢！”
市委书记突然发起脾气来，一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怒相，大步腾腾地跨到电话机那儿……
我问：“您要给徐部长打电话么？”
他说：“对！出了乱子到现在也不来汇报！我要他给我个交待！”
我起身走过去按住了电话。我对他说您不必打电话了。徐部长他此刻肯定不在家里，而在医院里。因为我已经初步审问了一下被逮起来的人中的几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详情。据他们交待，徐部长当时也争着自荐要当“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来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尾巴也被别人拽掉了。那么他这会儿不在医院里，又会在哪里呢？
市长问什么“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
他这一问才提醒我——最主要的一点倒忘了向他们汇报了。于是告诉他们，花旗参枝子的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除了是银行家，还是实业家。在日本的铁路、海上运输国际民航以及电子业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她父亲只她这么一个女儿。而且他父亲已患癌症，估计将不久于世了。她不久将成为家庭庞大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了。那庞大资产几乎会直接影响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兴衰。她若嫁给谁，谁还不意味着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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