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讲得有些累了，长长地喘了口气。
我说：“能理解。”
“我刚才讲他，讲到哪了？”
我说：“讲到你当初多么喜欢他的诗。”
她说：“现在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诗了。那也算诗吗？可我当初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大诗人！”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写诗的才情，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成为诗人的希望。而且坦率地告诉他，别人也开始这么认为了。”
我暗想，姑娘，我要是你，绝不会这样做。你的失望，是你的错。并不是他的。你把你的错转移给别人，这不公道啊！
“他生气了吧？”
“他没生气。他说：‘我为什么非得成为诗人呢？’以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并且再也不肯当文学社的诗歌编委了。”
我觉得，对这件事，我就没有表示什么看法的必要了。
“我怎么竟讲起他的诗来了呢？我都忘了，是从哪儿讲岔开了？”
“从他偷书。”
“对。是从他偷书。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吗？”
我说：“不。我不觉得惊讶。”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囊中羞涩，也产生过偷书的念头。
她倒是很惊讶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那一天同学替我取出家中寄来的钱。刚给我。是一张一百元的。因为穿着裙子，上下没个兜儿，就夹在笔记本里了。然后又直接到图书馆去看书。不知怎么搞的，钱又被夹在书里了。那是一本《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词典》。很厚。大概定价要三十几元。我要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一想，准是夹到那本书里去了，立刻到书架间去找。恰巧看见一个人，正从敞开的窗子往外钻。同时发现那本书已不在书架上了。不跳窗，是不可能将那么厚一本书带出图书馆的。我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个偷书的贼。刚要喊，又一想，万一是镶玻璃的工人呢？万一那本书在另一个人手中正看着呢？图书馆在二楼，哪个偷书的贼，为了一本书便冒险从二楼往下跳呢？闹得虚惊一场，岂不是贻笑大方吗？我也从窗口探出身瞧，见那人正从阳台上冒险攀向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认出了他是谁。那一时刻，不知为什么，我决心不喊了。虽然我已知道那本书为什么不在书架上了。发现了他偷书，我自己倒显得慌张了。离开图书馆的时候，管理员见我神色异样，起了疑心，一直用目光把我盯到门口。如果那一天我带了书包，说不定会遭到检查。我一走出图书馆，就蹬蹬蹬往三楼跑，一口气儿跑到三楼那教室门口，想在门口堵住他。可是教室里静悄悄的，熄着灯。几分钟后还不见他出来。我推开门一看，见他的影子正站在窗台上，由于窗子的推轴锈了，只能开到一小半的程度，他没法儿钻进来。我赶紧跑过去，从里边替他推开了另一扇窗，帮助他钻了进来。幸亏是晚上。否则他早就被发现了。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谁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帮助你。你把钱还给我吧，那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问：‘什么钱？我不明白你的话。’我说：‘你借的这本书中，夹着我的一百元钱。’我把‘借’字，说得很强调。他一翻书，果然翻出了钱。他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相信。别解释了，快离开这儿吧！’我接过钱，转身便走。虽然我们说话时离得很近。但我却看不清他脸上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事实上我始终垂着目光，并不敢正视他一眼。仿佛偷书的是我自己。回到宿舍，我的心还怦怦乱跳。我有些暗暗后悔自己的做法。觉得无形中，我也参与了他的盗窃行为似的。但我还是下决心，只要不被查问到头上，对什么人都不说这件事。好像也是在为自己保密似的。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远远地就绕道而行。躲不开，则点一下头，加快脚步与我匆匆擦肩而过。忽然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也写了一首诗，装在信封里，填上他的名字，寄给了文学社。其实完全可以直接送去，但我思忖再三，还是采取了寄的方式。并且，在诗的下面，还注了一句话——‘你认识我。因为我帮助过你。’分析起来，在我的潜意识中，一定闪过一个可耻的念头，那就是何不利用他一次呢？你看，我什么都对你讲了，你不至于鄙视我吧？”
我说：“不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挺孩子气的。”
“孩子气？你这么认为？可不，就是太孩子气了嘛！”
“几天后，他把我邀到了文学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之下，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郑重其事地谈我的诗。他问我：‘你自己觉得你的诗如何？’我谦虚地说：‘写得不好。我刚开始对诗发生兴趣。’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请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明知写得不好的诗寄来呢？而且为什么偏偏寄给我，还要加上那么一句话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面对面地问我这样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让我替你回答吧，’他盯着我的眼睛，低声地，但却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想利用我，是不是？’我觉得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脸上了，霍地站起来，恼怒地说：‘你诬蔑我！我才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他说：‘你别冲动。如果你的确不是我想像的哪种人。这件事就好办多了。我现在正式把你的诗退给你。我们虽然办的是个小小的油印刊物，但也是有水平线的。’我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我的诗，三下两下，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在门口，我气势汹汹地对他说：‘你完全是做贼心虚！’他冷冷一笑，说：‘这话可能也同样适合你。不错，我做过一次贼，可是此刻并不心虚。’我跑出去，又羞又恨，气得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哭了一通。我想我得把我的诗找回来。一片碎纸片儿也不能留在那儿。万一又被他收集起来，以后有机会就拿出去示众，既贬低了我，同时又证明他的原则性呢？我才不给他机会！这么一想，我又回去了。他果然已在粘我撕碎的那几页纸。我冷笑着说：‘我想到你这一手了！所以我又回来取我的诗。你白白效劳了不是？’他有些困惑地瞪着我。不待他说什么，我夺过自己的诗便走……”
母亲给她送了一杯茶进来，转了个身，却不马上离开，分明也很想坐下听听。
我说：“妈，厂里放电影。你闷了，就去看电影吧！”
母亲怏怏地说：“那好，我去看电影。索瑶，心里有多少委屈，都跟你表哥聊聊。他毕竟比你们大几岁，或许能帮你参谋参谋……”
母亲走后，她喝了一口茶，试探地问：“表哥，我不是在耽误你的时间吧？”
我说：“不是。”
我想，你讲，我便听。你不讲了，我也不多问。每个人某些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诉说愿望。在火车上、在旅馆之类的地方，许多人在诉说愿望的支配之下，向刚刚认识的人毫无保留地倾谈自己的一生，而且惟恐对方听烦了。诉说某些时候不但是人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快感。我觉得她已处在从愿望嬗变到快感的心理弧度上，我不好不奉陪。何况这是母亲给我的一项任务。由我完成，总比由母亲完成效果理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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