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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上的舞者_梁晓声【完结】(90)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像只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苦生活的适应力和忍耐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包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包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包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惟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克”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呢?我尽心尽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惟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补偿性的满足。

  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克”逃了妹妹,是打算积攒一笔钱。

  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码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替母亲辩护。

  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声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

  我心中倏然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怜悯。

  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事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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